在海上航行，船身大些反而不会引人好奇，顶多让人觉得是艘跑远途的普通货船；
可要是再顶着高大的舰楼，带着明晃晃的火炮，谁会相信这是艘“拼凑出来的破烂渔船”？
这般低矮舰楼的设计，正好能掩人耳目，混在南洋的商船里不显眼。
另一边的葡萄牙人最近却愁眉不展，日子过得格外不顺：
他们在南洋贸易的商船，接二连三地莫名失踪，连带着护航的战舰都丢了十几艘，而且失踪地点全集中在马尼拉附近的海域。
这让他们满肚子费解——
按常理说，南大明海才该是最危险的地方，那儿盘踞着不少海匪。
要知道，海匪和海盗还不一样：
海盗只在海上劫掠，抢完物资就走；
海匪却是海上、陆上两头抢，不仅劫船，还会登陆袭扰港口村落，凶残得很。
可如今危险偏偏绕开南大明海，跑到马尼拉附近，着实让他们摸不着头脑，连东印度公司的驻马尼拉负责人都急得上火。
欧洲各国也不是没管过南大明海的海匪，前前后后联合清剿了好几次，调来战舰封锁海域，还悬赏捉拿匪首，可每次都收效甚微——
海匪熟悉南大明海的岛礁水道，一遇围剿就躲进偏僻港湾，等军舰撤走又出来活动。
后来他们花了大价钱请郑氏家族出手，郑氏水师熟悉南洋海况，战力又强，总算把东大明海的匪患肃清了，商船往来安全了不少；
可面对南大明海的海匪，郑氏也只能摇头——
那儿的岛礁太密，海匪藏得太深，而且大多是亡命之徒，实在没办法彻底清剿。
这南大明海的海匪成分太复杂，有土着、有欧洲逃兵，还有南洋各国的流民，各色人等都有，但有人私下猜测，真正的核心主体是两类人：
一类是一千多年来盘踞在南海的海盗后裔，从小在船上长大，水性和驾船技术都顶尖；
另一类是华夏各朝代的失败者——
有元末的残兵、明末的溃军，还有被官府追捕的反贼，走投无路才亡命海上。
不像南宋后裔还顾着些体面，不轻易伤人性命，这些人大多是被逼到绝路，下手狠辣，没什么规矩可言。
往远了说，五代十国时天下大乱，沿海不少杂牌势力被正统军队打垮后，不愿投降也没了立足之地，就带着残部和家眷出海找活路，有些在南洋的小岛定居，有些则靠劫掠过往船只过活；
秦末、两汉末天下动荡时，尤其是南北朝的乱世，那些掌握水上力量的势力，打不过对手后也多有驾船跑去南洋诸岛的，成了当地早期的“外来者”。
近点的比如北宋方腊起义，失败后他没被当场擒杀，而是带着残余水师出了海，一路往南躲；
甚至有零星证据说，流求的尚王可能就是他的后人——
方腊确实有个儿子叫“方尚”，后来为了避祸改名叫“尚方”，以“尚”为姓建立势力，也合情合理。
当然，像方腊后人这样能在海外建立政权的是少数，更多失败者没那个兵力和资源，只能落草为海匪。
他们大多是在陆地上丢了土地、没了生计，实在活不下去，才转到海上讨生活，起初只是抢点粮食，慢慢就成了专靠劫掠商船为生的海盗，手段也越来越狠。
欧洲人来到大明沿海后，跟着当地豪商学了“亦商亦盗”的路子——
运货时是商人，见着弱小船队就当海盗，还把这一套发扬光大。
只不过他们的劫掠对象很固定，基本只针对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其他欧洲国家的商船，算是欧洲人自己的“窝里斗”，很少招惹大明的船只。
但真正把“海匪”当成国家政策来推行的，是东吁人。
他们朝廷暗中支持船队，专门盯着波斯商船和阿拉伯商船抢——
这些船常载着丝绸、瓷器和黄金，油水极厚；
而白古苏丹国恰好成了他们的“幌子”，东吁人抢完船后，故意留下白古的信物，让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压根没怀疑过背后是东吁人在动手，这招让东吁人屡屡得手，赚得盆满钵满。
如今大明也掺和进了这片海域，卢九德更是把“海盗活儿”干得专业：
按朱有建的想法，以后海洋上所有有价值的资源，不管是欧洲的、南洋的，还是波斯的船，载着香料、银矿还是染料的货，都得列进劫掠名单里，半点不含糊，要把海上的好处牢牢攥在大明手里。
有意思的是，大明在海上任由“海盗”打理劫掠，陆地上则以走私为补充，悄悄把南洋的稀缺物资运进关内；
以大明的国土面积和物产体量，压根看不上海上贸易那点“三瓜俩枣”，对外也始终坚持“不与民争利”的国家战略——
表面上不碰民间贸易，暗地里却用舰队和走私，把海上的核心利益全占了。
其实朝廷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