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透过雕花玻璃窗，在铺着深红色天鹅绒地毯的地面投下斑斓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曼萨尼亚雪莉酒香与刚出炉的吉事果（churros）的甜腻气息。首相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查理五世与腓力二世的戎装肖像，壁炉里燃烧着安达卢西亚橄榄木，火焰将室内的青铜烛台与银质茶具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辉。首相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miguel PrimoRivera）身着深蓝色元帅制服，胸前挂满勋章，正站在巨大的地球仪前，手指轻轻划过北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航线。这位军人出身的独裁者，此刻正主持一场关乎西班牙与远东关系的特殊会议。
围坐在乌木会议桌旁的，是西班牙权力核心的要员：外交大臣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侯爵（marqués Santiago álvarezToledo）、财政与商务大臣胡安·文图拉·普拉多斯（Juaura Prados）、殖民事务大臣安东尼奥·洛佩斯·德·阿亚拉（Antonio LopezAyala）、教育部长何塞·伊格纳西奥·德·阿斯卡拉特（José IgnacioAzcárate）、工业与矿业大臣拉斐尔·贝尼托·德·拉·维加（Rafael Benitola Vega），以及西班牙驻联合帝国帝都大使塞瓦斯蒂安·德·埃斯拉瓦·伊·埃尔南德斯伯爵（de SebastiánEsparza y Hernández）。
“先生们，”普里莫·德·里维拉转过身，声音洪亮如军号，带着安达卢西亚口音的热情与果断，“今天召集大家，是为了讨论一个遥远却又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国家——联合帝国。他们的新任驻马德里大使孙近海，上周向我国外交部递交了国书。这位南洋党人，驻帝都多年，据说与南洋党党首杨康（新加坡总部）关系密切。而我们与联合帝国的‘历史恩怨’，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就已了结，如今是时候重新审视这段关系了。”
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侯爵放下手中的镀金望远镜，推了推夹鼻眼镜：“首相先生，您的判断十分准确。联合帝国与我国并无直接的领土争端或现实利益冲突。历史上的‘菲律宾问题’，发生在1640年代，当时西班牙深陷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与尼德兰叛乱的双重泥潭，国力衰退，东方人（指当时的明清联合帝国）趁机夺取了吕宋岛及周边岛屿。但那已是两百八十年前的往事，西班牙早已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正如我们接受了直布罗陀被英国占据、北非部分领土被法国蚕食的现实——丢地并非一日之事，遗忘与和解才是常态。”
“遗忘与和解？”财政与商务大臣普拉多斯捻着修剪整齐的胡须，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泛黄的贸易统计报表，“侯爵大人所言极是。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我国与联合帝国的贸易额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七十，达到每年八千万华夏元的规模。我们的柑橘、橄榄油、葡萄酒通过他们的帝国远洋公司（1757年建立，全球船舶垄断）运往南洋联邦（首府雅加达）和日本自治领（首府东京），换取他们的华鼎公司（纺织垄断，1817年建立）的棉布、永恒集团（交通垄断，1848年建立）的铁路零件，以及来福公司（餐饮垄断，1844年建立）的速溶咖啡技术。这种互补性贸易，远比纠结于三百年前的失地更有意义。”
殖民事务大臣洛佩斯·德·阿亚拉翻开一本殖民地的经济年鉴，纸张边缘沾着可可粉的痕迹：“首相先生，更重要的是，联合帝国的海外地方机构中，菲律宾自治领（首府马尼拉）的总理是曼努埃尔·路易斯·奎松（manuel Luis Quezon），一位当地族裔政治家。他领导的政府在教育、基建方面推行‘去殖民化’改革，积极吸引外资。我们的塞维利亚银行已在马尼拉开设分行，向当地糖业公司提供贷款。如果我们能与联合帝国保持良好关系，就能进一步扩大在菲律宾的投资，甚至参与他们连接内东北行省（首府大连）与琉球行省的跨海铁路项目——那可是个价值数亿华夏元的大工程！”
教育部长阿斯卡拉特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从文化角度看，联合帝国的教育体系与我们的古典人文主义有共通之处。他们的中央帝国大学（1662年建立，总部帝都）和启元大学（1665年建立，总部魔都）虽位列世界前五，但其教育理念强调实用主义与科学精神，与我们的萨拉曼卡大学传统形成有趣互补。我们是否可以推动两国高校间的交换项目？比如派遣我们的古典文学教授去启元大学讲授塞万提斯，同时邀请他们的工科学生来马德里理工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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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矿业大臣德拉·维加冷哼一声，他的手指敲击着桌面上的矿石标本：“阿斯卡拉特部长的想法很美好，但别忘了现实。联合帝国的金刚集团（1838年建立，全球钢铁垄断）与美国的钢铁公司在生意上是死对头，而我们的巴斯克钢铁厂正需要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