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大臣魏庄，一位三十九岁的北方党铁腕人物，沉声道：“苏诚？太年轻了！而且背景太浅！美国国务卿赫尔那老狐狸，会轻易相信一个三十出头的‘娃娃’？万一他在谈判桌上捅出篓子，损失的是帝国的整体利益！”
“正因其年轻，才没有历史包袱，才敢于创新。”张凌云反驳道，“魏庄，你要相信年轻人的潜力。苏诚是我亲自考察过的，他对数字极其敏感，对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有独到见解。我们需要的不是和一个老人回忆过去，而是和一个能把握未来的对手打交道。至于赫尔，我们会给他足够的尊重和专业的支持团队。”
接下来的任命，更是石破天惊：
“第四，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拟任命洪恩先生。”陈宏斌的声音愈发低沉，“洪先生，三十七岁，北方党理论家，圣彼得堡大学苏联研究博士，精通俄语，曾在东西伯利亚总督府担任对俄事务顾问。列宁同志病情危重，斯大林同志与托洛茨基同志的矛盾公开化，苏联正处于十字路口。洪恩先生熟悉俄国历史与文化，对苏联内部派系了如指掌，能为我们提供最精准的分析和最稳妥的应对策略。现任大使韩建国同志将被调回帝都，另有任用。”
陆军大臣龚超亚，一位三十四岁的少壮派将领，目光炯炯：“洪恩？好！我们需要一双能在莫斯科的迷雾中看清方向的眼睛！但苏联人狡猾多变，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军情局那边要给予洪恩大使最及时、最准确的情报支持。”
“第五，驻德意志国大使，拟任命宋轶先生。”陈宏斌看向名单，“宋先生，四十岁，北方党资深外交官，柏林大学法学博士，曾任驻德武官、外交部条约司司长。德国魏玛共和国风雨飘摇，民族主义势力抬头，但工业基础雄厚。宋轶先生长期在德国工作，人脉广泛，尤其与德国社民党及部分实业家关系密切。我们需要他稳住与德国的经贸往来，同时在军备控制问题上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第六，驻意大利王国大使，拟任命林炜健先生。”陈宏斌继续，“林先生，三十五岁，南洋党新秀，罗马大学艺术史与政治学双学位，其父辈与西西里财团有旧交。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野心不死，在地中海与我们的利益时有碰撞。林炜健先生熟悉南欧政治文化，善于斡旋，能为我们争取到更多的回旋余地。”
“第七，驻西班牙王国大使，拟任命孙近海先生。”陈宏斌念完这个名字，自己也笑了笑，“孙先生，三十八岁，南洋党老人，马德里大学历史学教授出身，后转入外交界，曾任驻巴塞罗那总领事。他与西班牙王室及巴斯克地区工业巨头保持着良好私人关系。西班牙虽已衰落，但在拉美仍有影响力。孙近海的任命，意在维系我们与伊比利亚半岛的传统友谊，并探索在拉美‘后院’与英国竞争的可能性。”
“第八，驻巴西合众国大使，拟任命何金龙先生。”陈宏斌最后说道，“何先生，四十一岁，南洋党干将，里约热内卢大学经济学硕士，长期负责帝国在拉美的贸易事务，与巴西咖啡、矿产寡头关系密切。巴西是我们在南美最大的贸易伙伴，何金龙先生的上任，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有助于稳定我们与巴西的经贸大局。”
名单宣读完毕，会议室陷入了一阵长久的沉默。所有人都知道，这不仅仅是换几个人，这是一场外交战略的彻底转向，是对过去几十年外交格局的颠覆。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无数势力的博弈和妥协。
“诸位，有异议吗？”张凌云环视一周，目光平静。
短暂的沉默后，空军大臣周维安，一位三十三岁的南方党技术官僚，率先发言：“首相，我原则上同意这份名单的人员构成和能力。但是，”他话锋一转，“平均年龄三十五岁的大使群体，这在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经验来应对伦敦的白金汉宫、巴黎的爱丽舍宫、华盛顿的白宫？这会不会显得我们……过于稚嫩，缺乏威望？”
教育和文化大臣汪正义，三十二岁，南方党理论家，扶了扶眼镜：“我赞同维安的看法。外交不仅是利益的交换，更是国家形象的展示。过于年轻的面孔，可能会被对手轻视，甚至影响到帝国在国际学术、文化界的地位。中央帝国大学和启元大学的国际排名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汪大臣，”张凌云微微一笑，那笑容中带着一丝年轻人的锐气和自信，“形象是靠实力撑起来的，不是靠年龄堆砌的。丘吉尔当海军大臣时才三十多岁，拿破仑当将军时也才二十多岁。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是能理解新时代挑战的使者，而不是只会背诵陈旧礼仪的老古董。至于国际形象，我们会通过更积极的文化交流项目、更开放的学术合作来弥补。我相信，我们的新大使能用他们的智慧和专业，赢得世界的尊重。”
海军大臣吴宣明，南洋党人，三十九岁，前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沉稳地开口：“首相，我关心的是实际操作层面。这么多新面孔同时赴任，语言关、国情关、人脉关，如何快速打通？军情局和外交部培训部门做好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