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拉拢；西山郊游是创造与联合帝国本土及其他国家学生（唯独不包括苏联人）交流的机会；而所谓“整理资料”的东欧阅览区，恰好是苏联留学生平时也爱去的地方。校方和学生会，正在用更柔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实施着“隔离”政策。

    李文博离开后，扬·科瓦尔采维奇看着桌上那张《注意事项告知书》，沉重地说：“大家都听到了。校方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我个人意见是，在现阶段，我们尽量避免主动与苏联学生发生直接冲突，遵守校规，专注于学业。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和历史。我们需要更加团结，互相支持。”

    然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完全的隔离几乎是不可能的。几天后，在中央帝国大学最大的阶梯教室“勤政殿”里，一场关于“高等数学”的大课如期而至。波兰和苏联的留学生，因为专业相近，不可避免地坐在了同一间教室。当扬·科瓦尔采维奇和几个波兰同学走进教室时，他们立刻注意到西侧靠窗的位置，已经坐着几个身材高大、穿着朴素但整洁、神色严肃的斯拉夫面孔的年轻人——正是苏联留学生。双方的目光在空中短暂交汇，都迅速移开，教室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波兰学生们刻意选择了远离他们的座位，中间隔开了好几排空位，仿佛有一条无形的鸿沟。

    讲课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似乎对台下微妙的气氛浑然不觉，沉浸在数学的世界里。课间休息时，波兰学生们聚在一起用母语低声交谈，苏联学生则沉默地坐在原位，或独自看着窗外。这种刻意的疏远和沉默，比激烈的争吵更让人感到压抑。

    课后，在返回公寓的林荫道上，斯塔尼斯瓦夫·米库瓦忍不住低声对扬说：“你看到那个坐在最边上的大个子了吗？我敢打赌，他胳膊上的伤疤是枪伤！他们怎么有脸来这里学习我们的技术？！”

    扬没有回答，他只是默默地走着。他想起离国前，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总理的嘱托：“学习知识，建设祖国。” 他也想起在维斯瓦河畔看到的那些亟待修复的桥梁和工厂。理想的重量与现实政治的冰冷，在这所遥远的东方名校里，以一种令人窒息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他知道，这条由校方划出的、充满戒备的界限，将会贯穿他们整个留学生涯，成为每个人心头一道难以愈合的隐形的伤疤。而这，仅仅是波兰在复杂国际格局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微小而真切的缩影。联合帝国的校园，也并非远离政治的象牙塔，它同样是世界格局脆弱平衡的一个折射点。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