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若随即被下诏追赠为太师、中书令并赐谥号“文穆”，此外刘娥还派亲信太监护送王钦若的灵柩下葬，王钦若的族人以及他的亲信等二十多人也因为王钦若的死而被加恩封官。这还没完，刘娥后来还下诏在茅山为王钦若塑像，让他位列仙班永享世人的香火。说一千道一万，刘娥所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因为王钦若当初让她成功地当上了大宋的皇后。
王钦若在后世的评价不是说不高，而是极其低下，乃至于是丑陋，但事实却是他死后的待遇超过了在他之前的所有北宋名臣和名相，诸如赵普、吕蒙正、李沆都比不了他，而冯拯和寇准更是没法跟他比，丁谓则更惨。这些人看似哪一个都比他强，可却没有一个比他活得成功，就连史书上都酸味颇浓地对此评议道——“建隆以来，宰相恤恩，未有此比。”
既是如此，那么王钦若死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含笑奔赴九泉之下呢？未必！他在生命的最后这两三年里尽管高居大宋首相的显赫地位，但这些年他过得是什么日子只有他自己才是最清楚的，他试图用行动救赎自己的灵魂，试图挽回自己的形象，但吴植事件的发生让他的所有努力毁于一旦，到头来他才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奸邪”形象，这是多大的一种悲哀和不幸？
我毫不怀疑的一点是，如果王钦若不做这个宰相，那么他至少能够再多活五年。王钦若到底是怎么死的？累死的，憋屈死的，气死的，自责死的，无论哪一种，他都死得不安生、不甘心。想必在他临死的前一刻他都在不无悲戚地暗自发问：一日为贼就注定终生是贼吗？
对于宋史里的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我们前后已经费了很多的笔墨来讲述他的生平，然而我们在这里却很难给他盖棺定论。北宋奸臣，真宗朝五鬼之一，这是他在后世被人给贴上的最为醒目的标签，但客观地说他其实对宋朝是有过贡献的，对民众也是有过恩惠的。
作为一个学者，王钦若主持编撰的《册府元龟》足以让他“名垂青史”；作为一个大臣，他在澶渊之盟期间负责镇守大名府更是堪称为国立下过战功；而作为一个地方官，他对蜀川和中原的百姓也是曾造福一方，尤其是赵恒刚刚登基之时，正是因为他的建议才让赵恒下令免除了全国的老百姓之前拖欠朝廷的全部税赋，而这项政策也在往后成为了宋朝皇帝登基之后对全国百姓的例行恩赏，虽然他这是抢了别人的功劳，但这事毕竟是他做出来的。
这样的人让我们很难将其定义为一个纯粹的奸邪，但他错就错在怂恿赵恒大搞拜神运动，这让宋朝把大把的时光和精力用在了对国计民生毫无益处的鬼神之事上。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污点，终其一生也洗不掉的污点。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将真宗朝拜神运动的责任全都归咎于王钦若的身上真的合理吗？
在整个拜神运动中，赵恒才是那个最终拍板的人，他牢牢地掌握着至高无上的君权和话语权，王钦若纵然有错，但这口黑锅却不该由他一个人来背。假如当时的赵恒不是那样的一个“昏君”，那么又怎会有后面的那一系列荒唐事呢？
王钦若这一生之所以能够在政坛上那么的“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懂得在上位者面前投其所好，皇帝想干什么，他就用他那聪明绝顶的脑袋去为其出谋划策。这样的后果就是：皇帝想励精图治，他就会成为一代名臣和正臣，皇帝想骄奢淫逸，他就会成为遭万人唾骂的奸佞。王钦若就是一头变色龙，他的成色取决于他的皇帝是一个怎样的皇帝，这一点通过他在大中祥符年间和天圣年间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我说这些不是想给王钦若翻案，在讲述有关于他的故事和人生时，我没少对他恶语相向。还是那句话，我们对于历史人物要分开来看，所谓正邪都不是绝对的，况且一个人本身就是具有多重人格和面相。
说到最后，我还想说一些我一直如鲠在喉的话。
有时候每每想到王钦若，我就会想到另一个人——司马光。王安石的变法让宋朝举国上下都焕然一新，其国力也是随之蒸蒸日上，可对于新法百般仇视的司马光在掌权之后却以“拨乱反正”为由将这块烧得通红的铁扔进了冰水里，整个宋朝就此人仰马翻鸡飞狗跳并随即陷入无休止的党争之中，整个士大夫和官僚阶层也就此被割裂，直到北宋亡国甚至直到南宋中后期这种裂痕也没能得到缝合。
这是伟大的司马光同志对宋朝的一大“贡献”，而他对宋朝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把无数宋军将士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土地拱手让给了死敌西夏。他的理由是这些地方是王安石主政时打下来的，而且因为之前的战争导致边境局势紧张，所以宋朝只要把这些夺下来的土地无条件送给西夏就能避免“友邦愤诧”，西夏从此就能够老老实实地对大宋俯首听命。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死后千年却仍被无数人吹捧和膜拜，甚至说他是道德君子的楷模，后世的各种官方定论乃至于我们如今的历史课本也是称他为“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