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皇太一的声音仿佛带着洪荒破碎的余响，宏大而苍凉：“昔日维系‘天下’的‘纲’与‘维’，宗法血缘、礼乐制度、共主权威已然朽烂、绷断。
那曾将万千‘小家’编织在一起的巨大网络，如今只剩下无数断裂的线头，在洪流中无助地飘荡。”
“于是，‘大天下’碎成了无数‘小天下’。”
方圆的目光扫过星图上那些骤然变得孤立，却又激烈碰撞的光点。
“每一个强国，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下’。
都有自己的法度、自己的野心、自己的生存之道。
它们之间，再无共享的‘天道’，唯有赤裸裸的力与利的较量。
自然，效率成了第一要素。”
因为所有人都已经没了退路，输了以后是真的要死全家。
在这种极致的生存压力之下，诸子百家开始真真正正的为各国所接纳。
各国也允许他们越发深入的插手自己国度的事物。
随着诸子百家的深入实践，他们的学说理念也开始越来越务实。
“或者说，是被现实强行扭曲，以适应这个血火时代的需要。”
东皇太一的声音如同熔炉在发言，炽热而无情：“理想需向生存低头，道义需为效率让路。
儒家不再空谈‘仁者爱人’，转而强调‘尊卑有序’以服务于新的集权等级。
法家将‘法治’简化为‘刑治’，追求的是令行禁止的绝对效率。
道家‘无为而治’的智慧，被权谋家窃取，变成了君王驭下的‘君人南面之术’。”
“这是一个理论武器化的时代。”
方圆的目光锐利。
“诸子百家的思想，不再是为了探寻宇宙真理或构建理想国，而是变成了各国君主货架上的兵器。
哪一件更趁手、更能杀伤敌国、更能壮大自身，便会被拿起，挥舞。”
“于是，‘用’的价值，彻底压倒了‘真’与‘善’的价值。”
东皇太一的话语如同最终的判词。
“学说本身的逻辑自洽与否、道德高尚与否，已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它能否在富国强兵的残酷竞赛中，提供即时可见的效用。”
这就跟一个将死之人申请禁用药一样。
不是他不知道禁用药的危害。
也不是他不知道，只要自己没死，这一次的禁用药给他带来的后遗症能比临死前任何的痛苦更让他发狂。
而是他快死了。
所以对于一个快死的人来说，自然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因此，不是百家思想塑造了战国，而是战国的生存逻辑，筛选并重塑了百家思想。”
方圆道出了那时代思想史最残酷的真相。
“那些过于理想化、无法迅速转化为实力的学说（如墨家），迅速边缘化。
而那些能提供组织技术（法家）、外交策略（纵横家）、军事谋略（兵家）的思想，则大行其道。”
“甚至孔子所传的儒家，” 东皇太一补充道，声音中听不出悲喜。
“其‘礼’的秩序观与‘仁’的伦理观，也被部分统治者看中，开始彻底走向崩溃。”
后世儒家那个鬼德行不是一天就形成的。
对于儒家学说的改造，那更不是一两天的事儿。
只不过那些国君不是因为道德感召，而是因为用这玩意儿可以更好地驯化臣民，维护内部稳定，从而间接服务于对外战争这个终极目标。
思想的繁荣，其底色是极致的功利与冷酷。
所以百家争鸣，不是什么思想大爆发。
而是为了活着这个终极目标，全民参与的一场军备大竞赛。
在这一场竞赛面前，所谓的学说藩篱和思想纯度跟不存在一样。
典型例子，就是儒家门下出法家。
要知道儒家学说跟法家都不能说不沾边了，双方要能聊到一堆儿，就已经是十分离谱的事儿了。
毕竟法家讲的不是法，而是刑，是统治。
但特么的儒学呢？
其他的不谈，孔子（儒家）可是特么的要克己复礼（周礼）。
而法家的一大要务就是反对礼治。
所以思想的纯度荡然无存，一切都归用于实用。
荀子门下的韩非、李斯，你真的很难把他们当做儒家学子。
甚至哪怕是荀子，你把它当做儒学宗师都有点太过牵强附会了。
毕竟那狗屎一般的性善性恶论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思想上的分歧。
而是两种统治路线之争。
信奉性恶论，可以理直气壮地施行严刑峻法，以恐惧驱使民众，榨干他们的一切。
毕竟人天性本恶，不好好管着这帮家伙，不把这帮家伙的欲望压在山谷的最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