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令正式下来那天，顾从清正在整理办公室的文件。国内的通知写得清楚：需在两周内完成与新任大使的交接，随后启程回国。但他心里清楚，这两周只是程序上的时限——真正的交接，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悄然开始。

    办公桌上的文件被分成了两摞，左边是“常规事务”，右边是“待交接密件”。左边那摞早已陆续移交给使馆的核心团队：日常的外交会晤安排、使馆物资调配清单、与当地华人社团的联络档案……这些工作琐碎却关键，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带着接手的同事逐份梳理，连会议记录里的隐晦措辞都细细叮嘱过。

    “这份是与商会的合作备忘录，”他指着一份文件对副手说，“第三页备注的附加条款，是去年为争取留学生权益特别加的，后续跟进时务必留意。”副手在笔记本上记得认真，抬头时看见顾从清眼底的红血丝——这些天，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办公室，连午休都在核对交接清单。

    但有些工作，注定只能由大使亲力亲为。书桌最下层的抽屉里，锁着几本加密笔记本，里面记着与国内核心部门的专线联络方式、几项长期秘密合作的进展细节，还有些只有历任大使才知晓的人脉网络与潜规则。这些内容，既不能落在纸面，也无法提前透露，必须等三月新任大使到任后，在只有两人在场的密室里，口口相传，逐项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