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情都是先下手为强。
譬如此等谋算，后出手的，便是明眼人中，那等行卑劣手段，却不甚聪明的人，摆明车马的陷害，如白痴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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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贵不觉得自己有任何必要给予张濂第二次机会。
这种机会，一次已经叫他颜面尽失！
所以，他直接发动黄家人，组织县中百姓，譬如县衙中的厨子，家里的杂役，私田里的佃户，浩浩荡荡数百人，跑到衙门前去哭冤，敲鸣冤鼓。
肃宁县目前县令并不在任，可民相关的冤屈却没有办法不管，毕竟开国皇帝定的规矩，你不能明着违背。
那落了灰的鼓敲的恨不得把个鼓皮都给捶破。
那写冤屈的状纸上文字恨不得生出花来。
至于其中冤屈，自然是编写的妙笔生花。
戏班子拿去改改，那就是一出又一出窦娥冤的好戏。
试问窦娥冤中戏剧最好的地方在哪儿？
自是那冤苦无处申诉，引得天公不忍，六月飞雪的那一段。
千古奇冤，六月飞雪。
没错，为了彰显冤屈，那些诉状上也纷纷呈现出了趣笔横生的枝节，什么雷击三月杨春柳，霜冻五月朝露瓜之类。
响应天人交感之说的同时，却也不得不佩服，这帮人才未来好生发展一下，必是给朱厚熜写青词的大拿级选手。
当然，得有个前提，他们得中举人，而不是当劳什子讼棍。
哦！对了，他们还得有一个喜欢青词，自比昊天的儿子，对成仙入了魔的老道士嘉靖皇帝。
诉状不是目的，移送州府才是目的。
黄贵自然有属于他的人脉，那些人脉在州中，府中，在拜师求学的家族子里，在迎来送往还礼不缀的年节里。
黄贵的算盘很精明，引起民愤的冤案，没有主官，你县里人就办不了，就算是办了，你县丞说的话也不算数，甚至不必州府主官，仅知县便转手可翻。
（参考九品芝麻官，九品包龙星结的灭门案，县令回来之后转手就给翻案了。）
而州中府中一旦给出定论，县中上下，一个失职的罪就跑不了。
县令在的时候没事儿，唯独是接任环节，县令离县就出了事，这岂不是你县中其他官员无能吗？或者说你们县衙官员非要来找事？
官场逻辑是很奇妙的，大小轻重之分，在每一层官员看来既是相同的也有所不同。
县州府之中，相同看法在于，事之大者，在国朝，在乡绅，在学子，在农耕。
不同在于，县中看此四事，以农耕为重，乡绅次之，国朝之政令再次之，学子最末。
简单来说，就是一年税能收齐最重要，乡绅得安抚好，不能捣乱，至于劝农诗发展水利修路这等国朝之令上的事有闲工夫再说，而那些顶头只有秀才的县里生员，随便打发走了账，少拿破事烦县里。
而州城之中，则以乡绅为重，国朝之政令次之，学子再次之，农耕最末。
一州管辖数县，十数县，百十乡镇，又立高大城郭，州中立足之乡绅，乃真正高门大族，本身就是由举人，进士以及家传族学为根基，凝聚成的庞然大物，州府日子想好过，先看乡绅们的意见，他们意见统一了，朝堂上下来的政令才能通常进行，散碎学子们，若没有家族势力，则生不出太多乱子，至于农税，县里总能搞定这些事情，不必操心。
你看，逻辑顺序不同，两者之间办事的方向也就截然不同。
而黄贵对此可是门清，想要整治张濂这个脏官，杀是不成的，因为他后面也有利益链条，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不能明着去抽一些高官的脸。
你想办一件事情，绝大多数情况，你得付出代价，商量着来。
而且，这之中另一层玄妙的地方在于，正儿八经，朝廷命官，当朝首辅亲儿子杨慎就在这儿摆着。
一旦杨慎出面听堂，那么县丞张濂，不是罪过，也成了罪过。
毕竟，就没见到哪个清流官，要去做浊流官该为之事。
到时候再投七八条诉状，去直指张濂本身罪责，不说别的，一个罢职还乡就跑不了他的！
可张濂呢？张濂又岂是那等坐吃等死的人？
黄贵的为人他太熟悉了，黄贵的手段，他也太过熟悉。
他深知黄贵乃是一个未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人。
他亦深知，黄贵乃是一个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人。
所以，当确认撕破脸皮的那一刻起，他所准备的手段就渐次激烈，依次连环而发。
黄贵愤怒的发现，张濂一纸盖了官印文凭的查封文书直接发了出来。
几十个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差役，带着贴条，把所有与黄家有关的产业全都查了个底朝天。
粮店，布商，画馆，书店，笔墨行，当铺，青楼，牙行，盐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