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耸耸肩：“我们保持中立。我们更关心明天的面包能不能按时烤出来。”
德米特里回国时，行李箱里多了一罐芬兰产的酸黄瓜。他把它藏在内衣下面，像藏一件圣物。
但当他走出机场，迎接他的不是家人，而是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
“科罗廖夫同志，”一名穿便衣的男人递给他一张证件，“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些问题需要你回答。”
德米特里被带到了一处秘密审讯室。房间没有窗户，墙上挂着列宁的肖像，灯泡发出刺眼的白光。
“你在赫尔辛基，接触了哪些人？”审讯官问。
“文化代表团……芬兰外交部的官员……”
“有没有接受敌对宣传？”
“没有。”
“你行李里那罐酸黄瓜，是怎么回事？”
德米特里沉默。
“你知道私自携带外国食品入境是什么罪名吗？”
“我只是……想尝尝……”
审讯官冷笑：“尝尝？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的黄瓜比我们的干净？”
“我……”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的社会比我们的优越？”
“我没有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藏起来？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带回来？”
德米特里无法回答。他感到自己像一只被剥光的动物，暴露在强光下。
最后，他被警告：“你的思想有问题。从今天起，你被调离外交岗位。回家反省。不要乱说话。”
他回到位于彼得格勒区的公寓时，已是深夜。妻子柳芭——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妻子的妹妹——正坐在桌前等他。
“你脸色很差。”她说。
德米特里没有说话。他打开行李箱，取出那罐酸黄瓜，轻轻放在桌上。
柳芭看着那翠绿饱满的黄瓜，突然哭了。
“伊万排了三个小时的队，买到的酸黄瓜，打开后是空的。”她说。
德米特里愣住：“什么？”
“他说，袋子是空的。酸黄瓜消失了。”
德米特里盯着那罐芬兰黄瓜，突然感到一阵荒诞的恐惧。他打开盖子，取出一根，放进嘴里。
清脆，咸香，带着真实的酸味。
他哭了。
“这个世界……坏了。”他喃喃道。
与此同时，在列宁格勒市中心的中央菜市场，一场新的骚动正在酝酿。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索科洛夫，一位退休的铁路工人，正排在一条买香肠的长队里。他手里攥着一张“肉制品优先供应卡”，是儿子在工厂里用两瓶伏特加换来的。
队伍蠕动得极慢。前面的人在争吵，因为有人插队。市场管理员挥舞着皮带，吼叫着“秩序！秩序！”，但没人听他的。
终于轮到尼古拉。
“香肠，一公斤，优先卡。”他说。
售货员——一个满脸油光的胖子——瞥了一眼卡片，不情愿地切下一段香肠，扔在秤上。
“九百五十克。”他说。
“差五十克……”尼古拉说。
胖子冷笑：“你要不要？不要后面有人要。”
尼古拉咬牙付了钱，接过香肠，用报纸包好，回家。
他的妻子玛琳娜已经等了一整天。她切开香肠，准备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刀锋切入香肠的瞬间，她感到不对劲。
香肠的断面不是粉红的肉糜，而是一种灰白色的、纤维状的物质，像被搅碎的纸浆。
她切开更多，发现整根香肠里，三分之二都是这种东西。
“这是……卫生纸？”她颤抖着说。
尼古拉拿起一块，放在鼻下闻了闻——没有肉香，只有一股淡淡的漂白剂味。
他愤怒地冲回菜市场，但售货员早已不见。管理员耸耸肩：“商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那天晚上，尼古拉家的餐桌上，摆着一盘切碎的“香肠”。他们默默吃着，像在参加自己的葬礼。
第二天，尼古拉死了。死因是“心脏病突发”。
但邻居们说，他在死前，一直在喃喃自语：“酸黄瓜消失了……香肠是纸做的……我们被骗了……”
德米特里·科罗廖夫开始做噩梦。
梦里，他走在列宁格勒的街道上，但城市变了。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东西，但所有商品都是空的。罐头是空的，瓶子是空的，连面包都是空的——外表完整，切开后却什么都没有。
人们排着长队，买着虚无。
他走进一家合作社商店，看见瓦莲京娜·谢尔盖耶夫娜站在柜台后。她正用铁夹子夹着一团黑雾，放在秤上。
“这是今天的酸黄瓜。”她说。
“可它是什么做的？”德米特里问。
“是信念。”她说，“是忠诚。是信仰。”
他转身要走，却发现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