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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 “纯粹地方行政的限制”。两人明确，忽必烈 “不得干预纯粹的地方行政事务”，具体包括：地方财税政策（如商税、地税的税率调整，需报户部审批）；地方官员的任免（需由中书省或地方官府任命，忽必烈可推荐，不可直接任命）；地方民事纠纷（如百姓的田宅纠纷、部落的非军务纠纷，需由地方官府或部落首领处理）。为防止忽必烈越界，还规定 “地方官府若发现忽必烈干预纯粹行政事务，可直接向中书省与枢密院奏报，无需经忽必烈同意”。耶律楚材道：“军政分离是元代行政的核心原则，若宗室可干预地方行政，地方官府便会失去权威，最终导致治理混乱。”
再者是 “行政协调机制的建立”。为避免忽必烈与地方官府因权限不清产生冲突，两人还设计了 “漠南军政协调会议” 制度：“每月初一，忽必烈需与漠南各地方官在邢州召开协调会议，会议由枢密院派‘协调官’主持，商议当月军务与行政的配合事项，如军粮征收与地方税的衔接、流民安置与地方户籍的对接等，会议记录需报中书省与枢密院备案。” 这一机制，既为忽必烈与地方官府提供了沟通平台，也让中枢能及时掌握漠南军政动态，避免信息不对称引发矛盾。
在划定边界时，两人还特别考虑了 “汉法推行的权限”。忽必烈在漠南推行汉法，如农耕技术推广、汉式户籍制度，这些虽非直接军务，却能稳定漠南局势，间接支持防务。两人最终议定：“忽必烈可在屯田区与民兵中推行汉法，如教流民农耕、用汉式户籍登记民兵，但不得在纯粹的蒙古部落聚居区强制推行，需尊重部落传统；汉法推行的具体措施，需报中书省备案，若涉及制度变革（如新的户籍制度），需中书省审批后才可实施。” 耶律楚材解释道：“这样既支持忽必烈用汉法治理，又避免激化汉法与草原传统的矛盾，符合漠南‘汉蒙杂居’的实际。”
这些边界划定，萧虎都写在 “行政授权册” 上，册页末尾特别注明 “所有权限以本册为准，若有新增事务，需报中枢审批，不得自行扩大权限”，确保忽必烈清楚自己的行政边界。
考虑到忽必烈在部落事务上的历练不足，两人在 “部落事务授权” 上采取 “辅助为主、有限放权” 的策略 —— 既不让忽必烈直接主导部落事务，避免因经验不足出错，又让他参与其中，积累经验，同时借助白虎堂细作营与归附部落首领的力量，形成 “三重保障”，符合元代 “以部落制部落” 的治理传统。
首先是 “归附部落事务的有限放权”。两人议定，忽必烈可 “自主与漠南归附部落联络，商议军务合作事宜”，具体包括：借用部落牧地进行民兵训练、雇佣部落勇士协助驿路防护、与部落交换物资（如用茶叶换部落的马匹）。但放权的同时设置了 “双重前提”：一是 “联络前需向白虎堂细作营核实部落的忠诚度”，避免与暗中归附察合台系的部落合作；二是 “合作协议需报枢密院备案”，协议中不得涉及 “土地割让、税赋减免” 等超出军务范畴的内容。萧虎道：“归附部落是漠南防务的助力，却也可能是隐患，让忽必烈联络，是为积累经验；让细作营核实、枢密院备案，是为防风险。”
其次是 “异动部落事务的严格限制”。对于察合台系、窝阔台系的附属部落（属异动部落），两人明确 “忽必烈不得直接接触，需由白虎堂细作营负责情报收集，中枢负责决策，忽必烈仅可按中枢指令，派军队配合行动”。具体流程为：细作营发现异动部落的异常动向（如集结、囤粮），先报萧虎与耶律楚材，两人商议后提出应对方案，奏报皇帝批准，再由枢密院向忽必烈下达指令，忽必烈按指令派军配合禁军或细作营行动。耶律楚材举例道：“若察合台系部落袭扰驿路，细作营核实后，中枢决定反击，忽必烈只需按指令派民兵截断部落退路，无需他制定战术，这样既发挥他的兵力优势，又避免他因经验不足制定错误战术。”
再者是 “部落事务的辅助机制”。为帮助忽必烈更好地处理归附部落事务，两人还设计了 “双重辅助”：一是 “部落顾问”，从漠南归附的老部落首领中选拔三人，作为忽必烈的 “部落事务顾问”，顾问需熟悉草原部落的习俗与矛盾，为忽必烈提供建议，顾问的任命需经中枢批准，确保中立；二是 “细作辅助”，白虎堂在忽必烈的漠南办公点派驻两名 “部落事务细作”，专门协助他核实部落信息、翻译部落语言（部分部落使用方言，忽必烈可能听不懂）、起草合作协议，避免因信息误差或语言障碍出错。
这些设计，既考虑了忽必烈的历练需求，又为他设置了 “安全网”。萧虎在 “部落授权册” 上写道：“部落事务，以学为主，以做为辅，辅助不缺位，放权不越位。” 耶律楚材对此深表认同：“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