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展示诚意，忽必烈还提出 “三项承诺”：一是 “家眷迁中都”，将自己的妻儿从漠南王府迁往中都居住，作为质子，以示忠诚；二是 “军费自筹半数”，漠南屯田的粮食供应军队半数粮草，仅需朝廷拨付三成军费，剩余两成由漠南的商税补充；三是 “每季度奏报军务”，定期向枢密院、白虎堂汇报军队训练、边境动向，接受监督。“萧大人，” 忽必烈目光诚恳地看着萧虎，“本王求掌兵，非为一己之私，而是为朝廷守好漠南，为萧大人分担草原防务的压力。”
萧虎听完忽必烈的陈述，并未立刻表态，而是继续翻看《漠南军务疏》，疏中不仅有数据、计划，还有漠南民兵的训练手册、驿路防护的方案，甚至包括应对草原异动的预案，可见忽必烈确实做了充分准备。“王爷的准备很充分，” 萧虎缓缓开口，“但掌兵是大事，本王需与枢密院商议，再奏请陛下，不能立刻答复王爷。” 忽必烈早有预料，点头道：“萧大人谨慎行事，本王理解，只求大人能尽快商议，漠南的冬季不等人，若开春前不能完成军队部署，恐难应对草原的春季异动。”
面对忽必烈的求兵诉求，萧虎并未轻易表态，而是从 “军务需求、朝局平衡、宗室制衡” 三个维度进行权衡 —— 既要考虑漠南防务的实际需要，也要兼顾朝廷对宗室的态度，还要避免兵权过度集中或分散，每一个决定都关乎中都与草原的安稳，需谨慎再慎。
首先是 “军务需求的考量”。萧虎深知，漠南防务确实存在短板 —— 当前禁军主力集中在中都与漠北，漠南仅五千禁军，且多为新兵，缺乏实战经验；白虎堂的草原细作营虽能提供情报，却无作战能力，若草原诸王真的南下，漠南的防线很可能被突破。忽必烈的漠南民兵有实战经验，且熟悉当地情况，若能整合为正规军，确实能填补漠南的防务空白。“三万兵的规模不算大，且受枢密院节制，” 萧虎在心中盘算，“若能配合禁军与细作营，漠南的防务会更稳固，朝廷也能减少对漠南的军费投入，这对军务而言是有利的。”
其次是 “朝局平衡的考量”。元代自开国以来，便存在 “宗室与重臣” 的权力平衡 —— 宗室掌边兵，重臣掌中枢兵，相互制衡，避免一方独大。脱欢事件后，萧虎因平叛有功，兵权日重，朝中已有官员私下议论 “权臣专权”，若此时拒绝忽必烈的求兵诉求，很可能被视为 “独揽兵权”，引起皇帝与其他宗室的猜忌。“让忽必烈掌漠南兵，既能分散兵权，也能堵住悠悠众口，” 萧虎心想，“朝廷需要宗室参与防务，以显示‘宗室与朝廷一心’，这对朝局稳定是必要的。”
再者是 “宗室制衡的考量”。当前草原诸王中，察合台系、窝阔台系对朝廷仍有二心，拖雷系作为 “支持朝廷的宗室”，若能掌有漠南兵权，可对其他宗室形成制衡 —— 忽必烈的漠南军队，既能防备草原诸王南下，也能牵制其他宗室的势力，避免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朝廷。“拖雷系与朝廷的利益一致，忽必烈又是拖雷系的核心人物，让他掌兵，比让其他宗室掌兵更可靠，” 萧虎分析道，“且忽必烈愿将家眷迁中都，作为质子，这进一步降低了他‘叛乱’的风险。”
不过，萧虎也有顾虑：一是忽必烈的 “汉法倾向”—— 忽必烈在漠南推行汉法，重用汉臣，这与部分蒙古贵族的主张不符，若让他掌兵，恐引起蒙古贵族的不满；二是军队的 “协同问题”—— 忽必烈的民兵与禁军、白虎堂的协同是否顺畅，能否做到情报共享、指挥统一，仍是未知数。“这些顾虑需在后续的商议中解决，” 萧虎对自己道，“可先同意忽必烈参与漠南军务，再逐步推进掌兵事宜，观察他的表现后再做最终决定。”
权衡再三，萧虎对忽必烈道：“王爷的诉求，本王大致清楚了。漠南防务确实需要加强，王爷的实绩也值得认可。但掌兵需经枢密院会议商议，再奏请陛下批准，本王无法独自决定。不过，本王可先奏请陛下，让王爷暂代‘漠南军务提调’一职，参与漠南的军务谋划，协助禁军训练民兵，待开春后，再根据王爷的表现，商议正式掌兵事宜。” 这一决定既给了忽必烈机会，又保留了控制权，兼顾了军务、朝局与制衡的需求。
忽必烈与萧虎在殿内谈判时，殿外的中都已暗流涌动 —— 其他宗室、中枢官员、甚至草原诸王的眼线，都在密切关注白虎殿的动向，他们的反应与态度，既影响着朝廷对忽必烈求兵的最终决策，也为后续的权力博弈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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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 “宗室的复杂反应”。在中都的宗室中，态度分为三类：支持派以拖雷系的宗室为主，如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此时在中都养病），认为 “忽必烈掌兵可提升拖雷系的地位”，旭烈兀甚至让幕僚去联络其他拖雷系宗室，准备在枢密院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