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的斡亦剌部，以游牧为主，之前常因争夺水草与其他部落冲突，听闻蒙古故地的成效后，派使者赴中都，请求中央派实务官指导推行限额制。萧虎欣然同意，派王顺赴斡亦剌部，协助他们丈量草场、定限额，还从蒙古故地调了十名有经验的吏员帮忙。斡亦剌部领主道：“有中央的指导，有蒙古故地的经验，咱们的限额制一定能落地，以后再也不用为水草打架了。”
示范效应的扩散，让元代草原的治理效率大幅提升 —— 之前中央需派大量实务官赴各部落推行制度，现在各部落主动学习、主动申请，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枢密院使伯颜在给萧虎的奏报中写道：“蒙古故地的削藩成效，如星火燎原，向草原全域扩散，此乃陛下‘以点带面、以效促行’之策的成功，草原治理，指日可待。” 萧虎道：“这是限额制的力量，是民生改善的力量，只要让部落看到实惠，他们就会主动遵令，草原的安稳，也就不难了。”
秋初，蒙古故地及周边部落，已有十八部落推行限额制，草场兼并案件零发生，限额执行率达九成八，草原治理的成效远超预期。李衡站在怯绿连河草场，看着远处各部落按限额牧马、草场恢复良好，心中感慨万千 —— 半年前的紧张与混乱，如今已变成安稳与有序，这便是削藩的真正成效，是限额制的真正力量。
蒙古故地削藩成效的落地，在元代草原治理史上具有 “制度奠基与治理转型” 的双重历史意义，其影响不仅限于至元年间，更深刻塑造了元代乃至后世边疆治理的模式，成为元代 “以制度安边疆” 的典范。
从制度层面看，此次成效标志着元代草原 “牧地限额制” 的正式确立，终结了 “宗藩私占、草场兼并” 的混乱局面，形成 “以户定地、以地定马、以制管牧” 的规范体系。《元史?食货志》记载 “至元四十六年，蒙古故地限额制行，草场兼并止，诸王牧地有常，牧政始入正轨，终元之世无大乱”，可见限额制成为元代草原牧政的 “根本制度”，后续元代在岭北、辽阳等行省推广，均以蒙古故地为范本，完善了元代边疆治理的制度体系。
从中央集权层面看，成效的落地强化了中央对草原的 “制度性管控”—— 此前中央对草原的管控多靠武力威慑与宗藩妥协，此次通过限额制、牧群管控司、三级协同机制，将中央意志转化为草原的日常治理，实现了 “从武力管控到制度管控” 的转型。蒙古故地十二部落严格遵令，察合台等强藩主动归附，体现了中央权威在草原的深度渗透，为元代后续对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的治理，提供了 “以制度固权” 的借鉴。
从宗藩治理层面看，成效验证了元代 “威恩并施、以利导行” 策略的有效性 —— 先以阿里不哥问责显 “威”，再以限额制、青稞补贴、草场修复施 “恩”，让宗藩从 “被动服软” 转为 “主动遵令”。这种 “惩一儆百 + 以效促服” 的策略，避免了 “单纯压制引发的反弹”，也避免了 “单纯安抚导致的纵容”，成为元代治理宗藩的 “核心策略”，后续对其他边疆民族的治理，均沿用此思路。
从民生与生态层面看，成效实现了 “草原民生 - 生态 - 牧政” 的协同发展 —— 限额制带来稳定牧地，民生改善；轮牧与草场修复改善生态，生态改善又促进牧群壮实，形成良性循环。《元史?五行志》载 “至元四十六年后，蒙古故地草场渐茂，牧群壮实，部民无饥馑，此乃限额制之效也”，这种协同发展模式，为后世边疆治理提供了 “生态优先、民生为本” 的宝贵经验。
从历史描点看，此次成效还凸显了元代 “多元一体” 治理体系的完善 —— 蒙古故地作为蒙古族核心区域，其治理模式既保留了草原牧政的特色（如户均草场标准），又融入了元代中央集权的制度元素（如行省统辖、专司管控），实现了 “草原传统与中央制度” 的融合，为元代构建 “大一统” 的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秋初的夕阳，洒在蒙古故地的草场上，牧群管控司的司标柱在余晖中泛着光，虎首标识与远处的马群、牧草构成一幅安稳的画卷。李衡与那拉珠尔并马立于高岗上，看着各部落按限额牧马、马倌们巡查边界、部民们收割苜蓿，心中满是感慨。“半年前，谁能想到草原会变成这样？” 那拉珠尔道，“阿里不哥服惩，察合台遵令，兼并止息，限额生根，这都是陛下‘以制止乱、以规安藩’的智慧。” 李衡点头：“草原的治理，从来不是靠征服，而是靠让每一个部落、每一户部民都能在制度下安稳生活。现在限额制扎了根，成效显了形，草原的长治久安，便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