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格走出主帐，巴图额尔敦立刻迎上来：“怎么样？他同意了吗？” 帖木格道：“他没立刻同意，但已动摇，阿古拉想反对，却被他制止了。咱们在营外等候，让他好好想想，咱们的骑兵和炮队，就是最好的‘劝说’。” 十名骑兵在营外列成阵形，骑射演练的动作整齐划一，营内的阿里不哥透过帐帘看到这一幕，脸色愈发凝重。使者的施压与劝说，在 “实证” 与 “威慑” 的双重作用下，渐渐瓦解了阿里不哥的抗命决心，平定抗命的关键一步，已然迈出。
阿里不哥的使者带着 “同意配合量牧” 的答复，来到李衡驻营 —— 答复中明确 “三日内清退乃蛮部的一万二千匹马，释放帖木儿长老，派部落吏员参与量牧核验”。那拉珠尔与李衡接过答复，相视一笑 —— 这场历时两日的汇合，从 “情报互补” 到 “协同核查”，从 “权谋应对” 到 “部落协同”，最终达成了 “平定抗命” 的初步目标，不仅解决了阿里不哥的当前问题，更在元代草原治理史上，留下了 “实务 - 军事协同” 的重要范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汇合完善了 “元代宗藩抗命的协同处置制度”。此前元代应对宗藩抗命，多为 “实务官单独应对” 或 “军事官单独镇压”，前者缺乏威慑，后者易激化矛盾；而此次那拉珠尔与李衡的汇合，形成了 “实务提供情报与妥协方案，军事提供威慑与保护，两者协同推进” 的模式 —— 实务官核查牧数、争取民心，军事官部署兵力、施压抗命者，既避免了 “无威慑的实务无效”，也避免了 “无实务的军事乱杀”。《元史?职制》中记载的 “宗藩抗命，实务官需与领兵官汇合，共核实情、定处置策，务使‘威恩并施’”，正是对此次汇合制度的总结，为后续元代应对宗藩抗命，提供了 “标准化协同流程”。
其次，汇合深化了 “元代草原量牧制度的落地实践”。阿里不哥牧数超三万且拒不配合，本质是 “宗藩对中央量牧制度的挑战”；而汇合后的协同核查，用 “马粪计数、牧民证词、实地清点” 等实务方法，精准掌握了牧数，用 “炮队威慑、妥协条件” 等军事与政治手段，确保了量牧制度的落地。这种 “实务方法 + 军事保障” 的结合，让量牧制度不再是 “纸上条文”，而是 “可执行、可监督” 的治理工具。《大元通制?宗藩制》中记载的 “量牧遇抗命，需实务与军事协同，核清牧数、定限额、保落地”，正是对此次实践的认可，为后续蒙古故地乃至整个草原的量牧制度推广，扫清了障碍。
汇合还 “强化了中央与草原部落的协同治理关系”。乃蛮部、兀良哈部等部落的助力，妥协派长老的暗中支持，牧民的情报提供，这些都不是 “中央强制要求”，而是 “部落主动参与”—— 因为他们看到，朝廷的治理不是 “掠夺”，而是 “为牧民谋利”（如青稞补贴、草场保护）。这种 “中央主导、部落参与” 的治理模式，避免了 “中央与部落的对立”，形成了 “利益共同体”，符合元代 “以部落治部落，以民心固边疆” 的治理理念。《元史?列传》中记载的 “乃蛮、兀良哈诸部，自珠衡汇合后，皆愿助朝廷平抗命，草原始定，盖因朝廷以实务安民生，以军事保稳定”，正是对这一关系的印证。
从历史描点来看，汇合还为 “元代边疆治理的‘威恩并施’策略” 提供了范例。“威” 是炮队威慑、兵力封锁，让抗命者知难而退；“恩” 是保留代养马、拨付青稞、释放长老，让抗命者有台阶下。这种 “威” 与 “恩” 的平衡，不是 “软弱”，而是 “智慧”—— 既维护了中央权威，又避免了草原动荡，让抗命者 “不敢抗、不愿抗、不能抗”。后续元代对脱脱部、乃蛮部的治理，均借鉴了这一策略，如 “以兵力威慑制止叛乱，以实务补贴安抚民心”，实现了边疆的长期稳定。
最后，汇合的历史意义还在于 “为元代草原集权治理铺平了关键一步”。通过汇合，元廷不仅平定了阿里不哥的抗命，更在草原建立了 “中央实务 - 军事体系” 与 “部落协同体系” 的双重网络 —— 前者确保中央政令的落地，后者确保部落对中央的认同。这种网络的建立，让蒙古故地从 “半独立宗藩区域”，进一步纳入 “元代统一治理体系”，为后续岭北行省的深化、草原驿站的加密、贡赋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衡与那拉珠尔站在驻营的高处，望着阿里不哥营地的方向 —— 那里已有部落吏员开始清点马群，帖木儿长老也被释放，正带着牧民向驻营走来，准备领取青稞补贴。阳光洒在草原上，马群的嘶鸣声与牧民的笑声交织，一场因抗命引发的危机，在实务与军事的协同下，终于迎来了和平的解决。那拉珠尔道：“这就是草原治理的真谛 —— 不是靠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