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事会还讨论了 “援兵的后勤保障”—— 中都急递铺需 “每十里备一匹快马、一桶水、五斤奶豆腐”，确保援兵沿途能快速补给；行省还要 “提前通知岭北各驿站，准备粮草和医疗物资”，避免援兵因后勤问题耽误时间。耶律楚材道：“后勤很重要，不能让援兵在路上耽误，不然李衡那边会更危险。咱们还要给李衡发‘回函’，告诉他援兵的出发时间和统领，让他安心，也让他做好配合援兵的准备。”
议事会结束后，萧虎立刻让文书撰写 “回函”—— 用急递专用纸，加盖枢密院印，写明 “援兵三百，都指挥使统领，五月二十三出发，五日内抵营，携劝降书与粮草，望李衡团队做好接应，稳定部民，待援兵到后共同推进量牧”。帖木海拿着回函，翻身上马，与援兵一起向岭北出发 —— 中都的决策，不仅是对阿里不哥抗命的回应，更是对西草原治理的决心，一场关乎中央权威与边疆安定的援救行动，正式开启。
五月二十二夜，李衡团队驻营的毡房内，李衡正与核心成员分析 “急报的影响”。从急报发出，到妥协派通风报信，再到中都决策援兵，短短两天时间，局势已从 “危机四伏” 转为 “曙光初现”。这场急报行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 “求援”，更是元代中央对草原宗藩抗命事件的 “标准化应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符合史料记载的 “元廷以急递铺传递军情，调精锐维稳边疆” 的治理策略。
急报的成功传递，首先彰显了元廷的 “中央权威”。此前阿里不哥虽抗命，却仍存 “元廷不会派援兵” 的侥幸；而急报的快速传递与中都的果断决策，让他看清 “元廷对草原治理的决心，抗命必遭回应”。这种权威的彰显，不是靠武力威慑，而是靠 “急递制度的效率 + 决策的及时性”，让草原宗藩明白 “中央的政令不可违，抗命必付出代价”。《元史?宗藩传》中记载的 “至元四十六年，李衡急报阿里不哥抗命，中都三日发援兵，诸部始知元廷权威不可撼”，正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印证。
其次，急报行动完善了 “元代草原急递与援救体系”。此前元廷对草原宗藩的急报传递，多缺乏 “实据支撑” 与 “流程规范”，而李衡的急报 —— 含藏马地图、被扣名单、受损证据，符合 “实据充分” 的要求；从撰写、密封、护送，到驿路传递、中都核验、决策，形成了 “完整的急报 - 援救流程”，被后续边疆治理广泛借鉴。《元史?兵志》中记载的 “急递铺传递边疆急报，需附实据、加双印、派护卫，中都接报后五日内定援救策”，正是对此次急报流程的制度化总结。
急报还 “加速了草原部落的分化”—— 合丹部拒绝联合阿里不哥，妥协派主动通风报信，部民偷偷登记超限马，这些都是急报带来的连锁反应。元廷的援救决策，让草原部落看清 “跟着元廷有实惠，跟着抗命没好果”，进一步孤立了激进派，强化了 “中央 + 妥协派 + 部民” 的联盟。这种联盟的形成，为元代草原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符合《大元通制》中 “以急报显权威，以援救固民心” 的治理理念。
从历史描点来看，急报行动还为 “元代虎卫的边疆运用” 提供了 “范例”—— 援兵数量（三百人）、统领（行省都指挥使）、行动原则（先警告后动手）、后勤保障（驿路补给），形成了 “虎卫援边的标准模式”，后续脱脱部抗命时，元廷便借鉴此模式，快速平息抗命，避免了局势扩散。这种模式的形成，让元代中央对边疆的 “军事管控” 更规范，不再是 “盲目派兵”，而是 “精准援救”。
最后，急报的历史意义还在于 “为元代草原集权治理深化铺平道路”。通过急报与援救，元廷实现了对草原宗藩抗命的 “快速应对”，避免了治理停滞；通过量牧推进，元廷进一步管控了宗藩的马群（军事基础）；通过联盟构建，元廷在草原建立了 “基层治理网络”。这些措施，逐步将草原宗藩从 “半独立状态” 纳入 “元廷统一治理体系”，为后续岭北行省的驿站加密、互市扩大、贡赋改革，铺平了道路，是元代 “草原集权治理” 的重要里程碑。
五月二十二夜，李衡站在驻营的高处，望着中都方向，心中清楚：急报的成功只是开始，援兵的抵达、马群的清点、青稞的发放，还有更多实务等着完成。但他也明白，这场急报行动已为西草原的治理打开了新的局面 —— 元廷的权威，不再是遥远的诏书，而是能快速传递的急报、能及时抵达的援兵、能带来实惠的量牧。这种力量，终将让草原宗藩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