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罗欢盯着《量田法式》上的蒙古文注释（郭守敬特意让人译的），上面写着 “方田术：矩形田，长 × 宽 = 亩数”，和他刚才算草原垦田的方法完全一致。“可…… 可子弟们还是不懂‘稻’‘石’这些汉地单位，” 他仍有些犹豫，郭守敬立刻道：“题里都注了‘石 = 十斗’‘稻 = 粟之熟者’，只要仔细看，就能懂 —— 考试考的不仅是算，还有细心读题，将来做官，文书里的注释比题还重要。”
为了彻底打消疑虑，郭守敬让人搬来燕云与江南的量田算册。燕云的册页上写着：“燕云某乡，田千亩，亩收粟两石，税四升，年缴四十石”；江南的册页上写着：“江南某乡，田千亩，亩收稻三石，税五升，年缴五十石”。他用红笔圈出 “算法”：“都是‘亩数 × 税率 = 税额’，只是‘亩产’‘税率’因地域调整，这是户部定的‘因地制宜’，不是偏袒。”
“再看灾减，” 他翻到燕云的灾册，“去年燕云旱灾，税减四成，算法是‘税额 × 六成’；江南涝灾减三成，是‘税额 × 七成’—— 减成不同，算法相同。汉科题考的是‘灾减算法’，不是‘减几成’，就算换成草原垦田减五成，算法还是一样。”
博罗欢的书吏按这个算法，把汉科题换成草原数据：“垦田五百亩，亩收粟一石五斗，税三升，灾减五成，年缴多少？” 算出来是 “五百 × 三升 × 五成 = 七点五石”，和汉科题的解题步骤丝毫不差。博罗欢看着算筹摆出的等式，脸色终于缓和：“原来…… 是我想偏了，以为题考的是江南，其实考的是法子。”
争议解决后，周显与博罗欢共同拟定了 “算学题补充条例”：今后算学题需 “一案两地”，即同一算法，附南北两个案例，比如汉科题保留江南案例，再添草原垦田案例作为注释；蒙古科题保留草原案例，再添汉地案例注释。“这样不管是蒙古还是汉人考生，都能找到熟悉的案例，又能学会通用的算法，” 周显道，“既公平，又能让他们知道，南北的法子是通的。”
郭守敬还提议，在贡院的算学备考册里，增加 “地域算学对照表”，把汉地的 “亩”“石” 与草原的 “帐”“头”（畜税单位）对应起来，比如 “一亩田的收成，约等于两头羊的价值”，帮助双方理解。“算学不是争高低，是帮官员做事，” 他对双廷官员道，“不管是管粮还是管畜，算不清楚，就做不好官。”
萧虎得知后，在条例上批了 “准” 字，又添了句：“今后算学考官，需双廷各出一人，共同拟题 —— 互相盯着，就不会再出‘偏袒’的疑议。” 这看似是学术调整，实则是权力制衡：让双廷在出题环节就互相监督，从源头避免争议。
贡院的考生们得知争议后，反应各异。蒙古考生阿古拉（帖木儿侄子）原本对汉科题很抵触，听郭守敬讲了 “算法通用” 后，特意找汉考生卢明远借《量田法式》：“帮我看看，这草原垦田的题，我算得对不对？” 卢明远笑着给他讲解：“你看，这‘亩’就像你们的‘帐’，都是用来算‘一块地’的，只是名字不同。”
汉考生吴梦祥（江南迁来的书生）原本觉得题太 “偏实务”，不如考 “勾股定理” 雅致，听赵谦说 “官员不会算税，百姓就会吃亏” 后，也开始认真研究赋税算法：“原来算学不是纸上谈兵，是真能帮到人的。” 他甚至主动帮蒙古考生翻译题里的 “稻”“荒田”，“都是考生，互相帮衬着，才能都考好。”
考后的茶馆里，蒙汉考生围着算筹，一起算 “草原垦田税”“江南稻田税”，发现结果虽不同，法子却一样。有个蒙古考生笑道：“早知道这么简单，我就不害怕了 —— 以后做官，不管去江南还是草原，都能算税了。”
这次争议后，户部趁机推行 “量地均税培训”，让双廷的年轻官员都学 “方田术”。郭守敬带着算学官，在燕云、江南、草原垦区各设一个培训点，用实际量田教官员算税。在草原培训点，博罗欢亲自跟着学，算完一块垦田的税后，对郭守敬道：“以前觉得汉人算税是‘鬼把戏’，现在才知道，都是实在的法子 —— 以后左廷的人，再也不会说右廷偏袒了。”
周显则把算学题的争议与解决过程，写成《算学辩疑录》，印发给各地官府：“告诉下面的人，不管是蒙古还是汉人，做官能干实事才是本事，别总盯着‘南北’‘蒙汉’这些虚的。” 录子里还附了各地的量田算例，成了官员的实用手册。
萧虎在白虎殿翻看《算学辩疑录》时，对耶律楚材道：“一场算学争议，倒让双廷懂了‘法子不分南北’的道理 —— 比我讲十句制衡都管用。” 耶律楚材点头：“用实务化解偏见，这才是治世的根本。”
至元四十四年秋的算学之争，表面是学术争议，实则是萧虎 “技术制衡” 权谋的体现。他没有直接命令双廷妥协，而是让郭守敬用算学的 “通用性” 打破地域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