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步云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另外，”周副秘书长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在组织上没有批准之前，您不能离开这个院子。这不是针对你个人，是程序。”
“我明白。”胡步云说。
周副秘书长走后，胡步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远处的山只剩下一道模糊的轮廓。
院子里亮着几盏路灯，光线昏黄，把松树的影子拉得很长。
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他忽然想起一个词：软禁。
不对，不是软禁。是“组织安排”，是“保护性措施”，是“例行程序”。
但不管叫什么名字，本质都是一样的。
他不能离开这里，不能见外人，不能随便打电话，不能做任何超出规定的事情。
他成了一个被隔离的人。
第二天一早，调查就开始了。
来的是三个人，两个穿便装，一个穿制服。
便装的两个，一个是国安部的，姓吴，四十出头，国字脸，说话慢条斯理；一个是公安部的，姓陈，三十五六岁，圆脸，笑起来很和气，但眼神很锐利。
穿制服的那个是纪委的，女的，四十多岁，短发，戴着一副银框眼镜，看起来干练而冷静。
胡步云一眼就认出了她。
林知媛。
他愣了一下，随即释然。
林知媛现在已经是中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的主任了，虽然还是正厅级，但去掉了副字，已经一只脚迈进了副部级。
“胡书记，您好。”林知媛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力度适中，表情严肃但不冷漠，“受组织委托，我们想请您把欧洲之行的相关情况，做一个详细的说明。您放心，我们只是了解情况，不是审查。”
胡步云点了点头：“我配合。”
谈话在楼下的一个小会议室进行。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条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录音笔和笔记本。
窗帘拉开着，阳光照进来，把整个房间照得很亮。
林知媛坐在胡步云对面，吴姓和陈姓的两人分别坐在两侧。
“胡书记，咱们从头开始吧。”林知媛翻开笔记本，“您是什么时候接到欧洲方面邀请的？邀请函的内容您还记得吗？”
胡步云回忆了一下，把时间、地点、邀请方、邀请内容一一道来。他没有隐瞒什么，也没有夸大什么，就像在汇报工作一样，条理清晰，数据翔实。
林知媛听得很认真，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
等他说完，吴姓的那位开口了：“胡书记，关于您在加特市酒店顶层露台遇袭的事，请您把当时的经过详细说一下。”
胡步云心里微微一紧，但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他把事先想好的说法又说了一遍：晚宴后他觉得头有些晕，想上顶层露台吹吹风，刚到露台没多久，就有两个男人从不同方向上来，其中一个掏出了枪。
他本能地躲避，对方开了枪，没打中。这时候他的安保人员赶到，与对方发生了搏斗，对方趁乱逃跑。
“您的安保人员当时有多少人？”吴姓问。
“四个。都是省公安厅警卫局的。”
“他们当时都在什么位置？”
“具体位置我不清楚。但他们是我的随行安保，应该就在附近。”
“您听到枪声了吗？”
“听到了。很小的一声，像开香槟。”
“枪呢？找到了吗？”
“没有。对方逃跑了，枪也被带走了。”
吴姓和陈姓对视了一眼，都没有再问。
林知媛翻了一下笔记本，抬起头：“胡书记，您右臂上的伤口，是在那次事件中造成的吗？”
“是。躲避的时候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不深。”
“是被刀划的吗？”
“不是。是酒杯碎掉的玻璃片，当时很乱，没注意就被划了。”
林知媛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
谈话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中间休息了两次。
胡步云回答问题的时候，始终保持着一种平静而坦诚的态度。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多说。
他知道，这种时候，说得越多，错得越多。
中午，林知媛他们在食堂吃了饭，胡步云也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在复盘刚才的谈话。
有没有漏洞？有没有矛盾？有没有被人抓住把柄？
暂时没有。
但他知道，这只是第一轮。
后面还会有第二轮、第三轮，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