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选择去那些精心准备的样板现场，没有去看那些提前包装好的汇报材料，而是径直走向了唐海市民服务中心。
那个他任内力主重新翻修的、老百姓办事最多、怨气也最多的地方。
他要听的不是官方口径，他要听的是真话，是那些平时没地方说、说了也没人听的话。
市民服务中心的大厅宽敞明亮，窗口前排队的人不多，但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某种急切。董远方一进门，立刻被等候在那里的百姓认了出来。
不知是谁第一个喊出了“董书记回来了”，原本安静有序的大厅像被扔进了一颗石子，涟漪从中心向四周扩散，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转向了他。
董远方抬起手，温和地朝大家摆了摆，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乡亲们，我今天专门来听听大家的心里话。有什么事，有什么难处，一个一个说，我都会听。”
前排一个穿着灰色旧外套的拆迁户第一个冲了上来。
那是个五十来岁的妇女，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比年龄深，眼眶红肿，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她话还没说出来，眼泪就掉了下来，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楚：
“董书记，您走了以后，棚改的政策改了，说是不给房子了，只给钱。可我拿着那些补偿款，去新区看了，连个厕所都买不起啊。我们现在一家四口租在城郊的民房里，一个月房租一千二，补偿款交完房租就剩不下多少了，这日子……这日子怎么过啊……”
董远方没有追问，没有打断。他侧过身，让随行的工作人员递过纸巾，自己亲自递到那位妇女手里。
他没有说“我理解你的心情”这种空洞的话，只是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听她把话说完。
那些话里有痛苦，有无助，有一种被忽视太久的委屈，像是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找到了可以倾诉的人。
第二名群众挤上来了。
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领带系得歪歪扭扭，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材料。
他说自己是做汽车配件的小企业主，在高望岳书记上台后，自己的项目被叫停了。
他的声音急切，语速很快，像是怕时间不够：
“董书记，我在唐海干了十二年，从一个小作坊干到现在一百来号人，不容易啊。高书记说我们的项目不符合新的产业规划，一声令下就给停了。可现在资金链断了，银行催贷，工人等着发工资，我上个月已经把房子抵押出去了……董书记，您得给我们做主啊。”
第三个、第四个人挤上来，然后又退了回去，让给排在后面的老人。
一个头发全白的大爷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站在董远方面前，声音不大，但每一句都像锤子一样敲在董远方心上：
“董书记啊，您在的时候，房价三千二一平，我们虽然买不起，但也不至于绝望。现在新书记来了一个多月，房价噌噌往上涨，听说已经过四千了。我们的工资没涨，退休金没涨，日子越过越紧，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董远方听得很认真。他的笔记本摊开在膝盖上，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移动，记下了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诉求、每一个人的联系方式。
他不时点头，不时追问，那种专注和耐心，不像是领导接访，更像是学生在听老师讲课，每一句话都记得工工整整，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他没有当场表态。
没有说“我一定给你们解决”，没有说“我马上让下面去办”。
他只是在那位拆迁户哭诉完之后，直起身，看着眼前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语气沉稳而诚恳：
“各位乡亲，大家的诉求我都记下了。每一条，我都不会忘。我会如实向上反映，推动问题解决，不会让大家失望。”
话说得很克制，但那种克制里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不是因为他许诺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坐在那里的姿态。
没有躲闪，没有敷衍，没有那种。
“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的官腔。
他在那里，认认真真地听了每一个人说话，像一棵树，稳稳地扎在那里，让人想靠上去。
百姓们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
有人还在抹眼泪，但眼泪里的东西变了。
不再是绝望，而是一种被看见之后的释然。有人开始小声议论，说
“董书记还是那个董书记”、“他没变”、“唐海还是有希望的”。
还好高望岳因为临时有个电话，没有跟过来，要不站在董远方身后，看到这些场景，他会怎么想。
董远方也没让符春雷跟着，毕竟他是市长，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面对？
只有市委秘书长祖俊峰和市政府秘书长文志彬，这两个都做过自己的大管家，说话办事更随意一些。
而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