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五计划”（1953-1957 年）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规划，其核心突破在于依托苏联援助构建起重工业体系的初步框架。本文基于中国国家档案馆藏计划文件、苏联解密援助档案及企业史资料，系统考察苏联援助在 “一五” 时期的实施脉络、攻坚路径与历史成效。研究发现：苏联通过 156 个重点项目、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三维度援助，帮助中国在钢铁、机械、能源等核心工业领域实现从 “零” 到 “一” 的突破；面对技术消化、基建瓶颈、管理磨合等难题，中苏双方通过 “专家驻厂 - 技术培训 - 联合攻关” 机制推进攻坚，最终形成以鞍钢、一汽等为代表的工业基地，奠定中国工业化的物质与制度基础。这一实践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际合作的早期形态，更为中国后续工业自主发展提供了技术储备与经验范式。
关键词：一五计划；苏联援助；156 个重点项目；工业化奠基；技术转移
引言
1953 年，新中国正式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 “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 的核心目标。此时的中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1949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仅占国民经济的 17%，重工业产值不足工业总产值的 30%，钢铁、机械等关键领域的生产能力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在自身技术、资金、人才全面匮乏的背景下，苏联的大规模援助成为中国突破工业化瓶颈的关键支撑 —— 从 1950 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到 1957 年一五计划完成，苏联通过项目援建、技术输出、人才培养等方式，深度参与中国重工业体系构建，创造了短时间内工业产能跨越式增长的 “惊雷” 效应。
学界对 “一五” 时期苏援的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政策与项目罗列（如董志凯《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或侧重中苏关系演变对援助的影响（如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但对援助实施中的 “攻坚过程”—— 即中苏双方如何克服技术、基建、管理等具体障碍，实现援助资源向实际产能转化的微观机制 —— 探讨不足。现有研究多引用宏观经济数据，缺乏对企业层面技术消化、工人培训、生产磨合等一手史料的挖掘。
本文以中国国家档案馆藏《一五计划工业建设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鞍钢苏援项目档案》、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藏《苏联对华援助决议》及长春一汽、哈尔滨电机厂等企业厂志为核心史料，从 “项目落地 - 技术消化 - 产能形成” 的微观视角，还原苏援在 “一五” 时期的攻坚实践。研究试图回答：苏联援助如何精准对接中国工业化需求？中苏双方在技术转移与生产实践中面临哪些具体困境？这些攻坚经验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长远影响？
一、苏援的缘起：工业化需求与国际合作的双重驱动
（一）中国工业化的 “起点困境” 与路径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格局呈现 “三低一散” 特征：工业化水平低——1952 年人均钢产量仅 2.37 公斤，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1/20；技术水平低——80% 以上的工业设备依赖进口，核心工艺仍停留在手工与机械混合阶段；产业集中度低—— 工业企业多分布于沿海城市，内陆地区几乎无现代工业；产业结构散—— 以轻纺工业为主，重工业仅占工业总产值的 35.5%，且门类残缺。
面对这一现状，中共中央在 1952 年编制一五计划时明确：“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但重工业建设需巨额资金（每吨钢产能投资约 800 元）、复杂技术与专业人才，而中国 1952 年财政收入仅 183.7 亿元，高校工科毕业生不足 1 万人，完全依靠自身积累难以实现突破。此时，苏联作为唯一具备大规模工业援助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1952 年 8 月，周恩来率团访苏时直言：“中国工业化的起步，迫切需要苏联在项目、技术、专家方面的全面支持”。
（二）苏联援助的战略动因与政策演进
苏联对华工业援助并非单纯的 “国际主义支持”，而是基于意识形态同盟、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综合考量：意识形态层面，帮助中国建立重工业体系，可强化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基础，对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地缘政治层面，中国工业化能增强中苏边境防御能力，形成对美国在东亚势力的牵制；经济层面，中国可作为苏联资源（如石油、木材）的供应基地与工业产品的潜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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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援助政策经历了从 “零星帮助” 到 “系统援建” 的演进：1950-1952 年为 “初步援助” 阶段，苏联帮助修复东北老工业基地（如鞍钢、抚顺煤矿），派遣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