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属高丽施以援手，正是彰显亲仁之举，如此方能使四方藩国皆慕我朝仁德，倾心归附，此乃长治久安之道，怎能谓之不察权变？”

    刘伯温微微摇头：“李公，儒家虽重亲仁，然亦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训。

    高丽局势动荡，倭寇肆虐背后或有复杂缘由。

    若不审时度势，贸然传法，万一局势失控，反累我朝，此绝非君子所为。

    所谓权变，便在洞察时势，趋利避害，绝非盲目施仁。”

    李善长捋须反驳：“伯温兄过于谨慎了。《孟子》亦云‘得道者多助’，我朝秉持正义，以仁德援高丽，便是得道之举，何惧之有？此为长远大计，可收人心于无形，稳固邦交，使我朝声威远播。”

    刘伯温直言道：“李公，话虽如此，但当务之急，我朝需保自身无虞。

    若仅凭‘得道多助’之论，不考量现实利弊，一旦高丽局势生变，我朝恐陷两难之地。

    儒家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而应因时因地制宜，切不可不察而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