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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史诗级的大溃败，让刘裕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关中之地，像煮熟的鸭子一样飞了，北伐成果付之东流。后世史家如蔡东藩，气得拍桌子骂刘义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这话听着解气，但咱得说句公道话：让一个十一岁、可能《三字经》还没背熟的孩子，去驾驭一群如狼似虎、互相恨不得掐死对方的骄兵悍将，去对抗赫连勃勃那样的枭雄，这本身不就是最大的“败事有余”吗？真正的锅，还得扣在他爹刘裕那匪夷所思、堪比“让哈士奇看守肉骨头”的人事安排上！刘义真小朋友，顶多算是个被推上舞台中央的倒霉“背锅侠”。
第二幕：建康风云——文艺王爷的“作死”与“被作死”（420–424年）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终于如愿以偿，黄袍加身，成了宋武帝。十四岁的刘义真，也跟着水涨船高，被封为庐陵王，食邑三千户，从“小土豪”升级为“大土豪”。先是在建康的军事要塞石头城当“城管”，后来又搬到东府城（相当于高级别墅区）住着。到了永初二年（421年），更是火箭般升迁，当上了“司徒”！位列三公！听着吓死人吧？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基本就是个荣誉头衔，属于“位高权不重”，主要作用是显得皇家恩宠浩荡。
经历了长安的生死时速，刘义真大概觉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才是王道。他对打打杀杀没啥兴趣，反而一头扎进了建康的“文化圈”，成了个标准的“文艺青年”，他的朋友圈堪称“南朝顶流文化天团”。
谢灵运： 山水诗鼻祖，超级驴友兼大才子，性格狂傲不羁（后来果然“作死”）。
颜延之： 文章大家，和谢灵运并称“颜谢”，也是个有个性的主儿。
慧琳道人： 学问僧，能谈玄说道，也能议政事（这在南朝很常见）。
这几位爷经常聚在庐陵王府（或者某个风景优美的庄园），吟诗作对，谈玄论道（就是聊些很高深很虚无的哲学问题），喝着小酒，吹着牛皮，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潇洒。年轻的刘义真被这群文化大咖捧得晕晕乎乎，有一次喝高兴了，拍着胸脯放话：“等我将来发达了（得志），一定让灵运和延之当宰相！慧琳大师当国师！” 这话估计一半是酒话，一半是少年意气。
然而，在朝廷里，有一群人对这个“文化沙龙”非常不爽。谁？以徐羡之、傅亮为首的寒门出身的实权派大臣！这些人是跟着刘裕一刀一枪拼出来的“老革命”，崇尚实干，最烦那些只会耍嘴皮子、摆架子的士族名流。在他们眼里，刘义真整天和谢灵运这些“清谈误国”的家伙混在一起，还说什么“当宰相”的疯话，这不是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是什么？简直就是个“危险分子俱乐部”！
徐羡之作为首席顾命大臣（刘裕死前托孤的），觉得有必要敲打一下这个“不懂事”的小王爷。于是派了个心腹去“善意提醒”：“王爷啊，您身份尊贵，整天跟谢灵运、颜延之那帮人混，影响不好啊！还是注意点吧！” 按常理，一般人被大佬这么点一下，多少会收敛点。可刘义真是谁？文艺青年！还带着点少年叛逆！他非但没怂，反而开启了“毒舌”模式，直接怼了回去：“灵运这人呢，华而不实（空疏）；延之呢，学识不够（浅薄）……我跟他们玩，纯粹是性格合得来（性情相得），图个乐呵！你们瞎操什么心？”（原话：“灵运空疏，延之隘薄……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我就爱跟这些‘没本事’的玩，关你屁事？要你管？！” 这下可好，直接把徐羡之的脸打得啪啪响，梁子结得更深了。
转眼到了永初三年（422年），刘裕病重。看着自己立的太子刘义符整天就知道玩，亲近些不三不四的人（狎昵小人），刘裕这心里是拔凉拔凉的。老头一琢磨：“这大号是不是练废了？要不换个二儿子试试？” 改立刘义真的心思就活泛了。但他还算谨慎，找来心腹谋士谢晦（也是后来的顾命大臣之一）征求意见：“你看我家老二（义真）怎么样？能接班不？”
谢晦这个人精，早就看透了刘义真的“文艺病”和不靠谱。他心里门清：刘义真要真当了皇帝，谢灵运、颜延之那帮人肯定上位，自己这帮实干派还有好果子吃？于是，谢晦给出了一个看似客观、实则致命的评价：“德轻于才，非人主也。” 这八个字太狠了！意思是：这位爷啊，他那点小聪明（才）配不上他该有的品德（德），不是当皇帝的料！潜台词：他太浮躁、太任性、太不稳重！刘裕一听，心凉了半截，得，二儿子也指望不上。于是，一道诏书下来，刘义真被一脚踢出京城核心圈，外放到南豫州当刺史，驻地在历阳（今安徽和县）。美其名曰“历练”，实则是“靠边站”。
到了地方上，刘义真还是改不了“少爷”脾气。历阳那地方估计条件不太好，或者他习惯了京城的花天酒地，总之就是觉得“啥都缺”。三天两头向朝廷打报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给我点钱花花！”、“给我点兵用用！” 管家的徐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