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明郑的东都，在这刚刚过年的时候，本该是张灯结彩、喜庆洋洋的日子，可走在街上，却看不见几分过年的景象，赤嵌楼前的石板路冷冷清清，偶尔有裹着破棉袄的行人匆匆而过，缩着脖子，低着头，谁也不看谁，街道两旁的店铺多半关着门，门上贴着褪色的春联，被海风吹得哗哗响。开着的几家，货架上也是空空荡荡，伙计坐在柜台后头打瞌睡，懒得招呼客人。
米铺门口排着长队，都是些面黄肌瘦的百姓，提着布袋，眼巴巴地望着那紧闭的店门，牌子上写着今日米价，每石十五两银子，三个月前是三两，过年前还是六两的价格，过完年，突然就暴涨，还不收杂银，只收官银，旁边贴着告示，说这是“平价米”，每人限购二升，可排了半天，店门也没开。
远处传来几声锣响，是衙门的差役在贴告示，告示上说，因军需紧急，即日起各府城池百姓凡年十六以上、六十以下每人日纳银五分，村寨田赋加征一倍，并预征来年之赋，凡抗缴者，皆捕拿充军。
围观的百姓看了，没人说话，只是默默地散了，这座明郑东都的百姓们，早已习惯了一次又一次的加征，朝廷好歹还算公平，不仅仅只从普通百姓身上拔毛，同样也“祸害”官吏富户，“文武官员各按品级，分摊军饷，民间富户，亦被勒捐”。
延平王府坐落在城北，占地颇广，朱门碧瓦，石狮威猛。可走近了看，那朱漆已经斑驳，石狮的底座裂了缝，也没人修，王府里头倒是挂了些灯笼，在风里晃晃悠悠，也贴着几张福字和对联，算是有了点过年的意思。
此时的王府后殿之中，烛火通明，延平王郑克塽坐在上首，面前摆着一张紫檀木的书案，案上摊着几份文书，他面容清秀，眉宇间却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疲惫。东宁总制陈绳武坐在左手边，面色略显凝重，冯锡范坐在右手边，表情有些紧张，刘国轩坐的远些，和三个隔着一道无形的墙一般，殿里一片沉默。
郑克塽把手里的一份报纸扔下，看向冯锡范：“忠诚伯，这上海的事.......红营那边该审审完、该杀杀完，报纸都出来了，本王才得到消息，咱们在上海的人，独走，为了一己之私擅自发动暴动，然后又叛变投红.......这些人都是你管着的吧？上海那边.......还剩下多少我们的人？”
“损失恐怕多达七八成......”冯锡范站起身，额头上满是汗珠，躬身道：“王爷，此事臣实在不知。那些人胆大妄为，擅自行动，臣……”
“你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就给本王回一句不知道？”郑克塽打断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怒意：“罢了，事情已经发生了，本王也不想多追究，本王问你，上海乃是我郑家主要的走私通道之一，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自己也说损失的人手多达七八成，几乎是被连根拔了，这走私也没法继续了，如今这局面，怎么办？”
冯锡范不敢接话，郑克塽站起身，走到殿中，背着手，一字一顿：“咱们孤悬海外，不产铁，不产硝磺，不产优质造船木，不产大量布匹，这些东西，全都要从大陆输入，粮米盐油，同样有很大一部分要从大陆输入，维持和日本、南洋贸易的生丝，更是除了大陆，就没其他地方寻去！”
他转过身，看着冯锡范：“如今走私线路断了，光靠福建和广东那点零星走私，能撑几天？而且上海闹出这么大的事，红营的清查也只会越来越严，福建和广东的走私，说不定哪天也断了！”
“这几年岛上是个什么情况，你们掌着国政，应该比本王更清楚，对日本、南洋的商船，从每年几十艘，锐减到每年几艘。关税、商税、舶饷收入，暴跌了九成。红营搞贸易封锁，我们只能靠走私获取大陆商货，本就脆弱不堪，而且大陆移民断绝，劳力枯竭，这两年田赋年年翻倍，去年预征今年的粮，今年又预征明年的粮！可即便如此，米价还是飞涨。盐、布、油，价格也涨了几倍。连咱们的官员、将领，都要‘自愿’捐献俸禄。”
“如今这局面.......忠诚伯，你告诉本王，该怎么办？上海这主要的走私通道断了，该怎么办！”
冯锡范低着头，额头的汗越来越多，郑克塽盯着他，胸口起伏越来越激烈，冯锡范以扶立之功独掌朝政，平日里对这位小王爷也只是表面恭敬，更没有什么敬畏之情，但如今这时候，他也是心头一团乱麻，竟不由自主的恐惧起来，声音都在发抖：“王爷，臣……臣实在没有办法，那些人独走，臣也措手不及，如今.......如今这情况，请王爷容臣仔细思量一番。”
“还要仔细思量？”郑克塽气急了，大喝一声，斥责道：“给你多少时间思量？十年二十年够不够？哼！连手下的人都管不住，惹出这滔天大祸、灭顶之灾，却一问三不知，你说，本王要你何用！”
冯锡范身子一软就要跪在地上，但立马又意识到自己权臣的身份，赶忙扶住座椅扶手，强撑着站着，郑克塽愈发的愤怒，正要继续斥责，一旁的陈绳武见状，为这不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