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在江城的“历险”。

    每一次讲述，皆不免添油加醋，融入更多主观臆断与戏剧渲染，将萧云骧描绘得愈发狰狞，将西军的威胁，夸大至近乎妖魔化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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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脸颊上未愈的疤痕，和脊背上的鞭痕，在灯光下尤为刺目，竟成了其“勇毅”与“坚守真理”的勋章。

    此等虚妄的荣誉感，与对萧云骧的刻骨仇恨，使他彻底迷失于自我编织的“正义叙事”中，早无暇也无心去深究，那封神秘来信背后的动机。

    主编奚安门内心虽依旧忐忑，然报纸销量的空前暴涨，与《北华捷报》影响力的骤然登顶，

    使其不得不将那份深藏的忧惧压下，转而暗自庆幸当日之决断。

    然而，在这片主战声浪的席卷之下，也并非完全没有不同的声音。

    少数几位常年在华、对华国情了解更深的洋商或前外交官，在私人俱乐部最安静的角落，会对极其信赖的朋友，流露出深深的忧虑。

    一位鬓发花白、在华待了三十多年的老商人，端着白兰地酒杯，望着窗外喧嚣的外滩，对身旁的伙伴低声叹息，声音轻得，几乎要被壁炉里木柴的噼啪声掩盖：

    “年轻人被热血冲昏头了……那个萧云骧，绝不是容易对付的角色。”

    “我们只看到了他们沿江的炮台，但他的根基，在那片广袤的内陆。”

    “而且他们组织严密，上下一心。一旦打起来，绝不会像上次和旧朝打仗那样，我们占几个通商口岸就能了事。”

    “这很可能会变成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最后拖垮我们的，恐怕不是西军的枪炮，而是这片土地本身，那个让人陷进去就拔不出脚的泥潭……”

    可是，这样微弱的理性声音，在“强硬就是正确”的狂热氛围里，就像暴风雨中蚊蝇的低鸣，立刻就被主战的咆哮吞没了。

    任何试图冷静分析的言行，都可能马上被扣上“不爱国”,或“同情华人”的帽子，遭到大家的孤立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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