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怡？”母亲的声音又响起，带着点试探的焦虑。

    戴夕怡猛地回过神，指尖用力掐进掌心，用那尖锐的痛楚逼退眼底瞬间涌上的酸涩和眩晕。她抬起头，扯动嘴角，努力想弯出一个类似“庆幸”或“感激”的弧度，肌肉却僵硬得不听使唤，只牵出一个极其勉强、比哭还难看的表情。

    “嗯…看到了。”她声音低哑，像砂纸摩擦过喉咙，“谢谢…三叔。”

    “一家人说什么谢！”戴元江大手一挥，红光满面，连日来的阴鸷被一扫而空，只剩下扬眉吐气的亢奋，“这才是开始！老三办事，就是雷厉风行！这下好了，地基打牢了，后面那桩体面事，水到渠成！”他意有所指地加重了“体面事”三个字，目光灼灼地扫过女儿的脸。

    戴夕怡的心像被那目光烫了一下，骤然缩紧。地基？体面事？她垂下眼帘，盯着报纸上“恢复名誉”那四个字，只觉得无比讽刺。这“名誉”，不过是三叔用权力强行为她披上的一件新衣，一件为了即将到来的“体面婚姻”而准备的、更华丽的囚服。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那种山雨欲来的紧绷感确实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带着目的的忙碌和期待。

    电话铃声成了家里的主旋律。多半是打给父亲的，偶尔也打给母亲。戴夕怡能清晰地听到父亲在书房里压低声音，却又掩不住兴奋的通话片段：

    “……对！就是那个意思！家世、根子一定要正！前途是首要考量！……嗯嗯，老三也打过招呼了？……太好了！……见面？我看越快越好！赶早不赶晚嘛！……”

    母亲姚放则承担起另一种“备战”。她开始频繁地拉着戴夕怡逛百货大楼和友谊商店。那些陈列在玻璃柜台里的衣料，真丝的、呢绒的，颜色多是端庄沉稳的米白、浅灰、藏青，被母亲带着审视的目光反复摩挲、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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