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沿革与文化脉络
来安的行政建制可追溯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彼时在水口镇东城埂置建阳县，隶属九江郡，这是县域行政建置之始，开启了来安长达两千多年的行政发展历程。汉初，建阳县归属淮南国，汉武帝元狩元年淮南国除，建阳县复归九江郡管辖；东汉时期，建阳县建制被撤销，其地域并入全椒县，县域归属随江淮地区行政格局调整而不断变化。东晋时期，北方战乱频发，大批士族南迁，朝廷在来安县城东部侨置顿丘郡，后续废郡设顿丘县，行政建制在动荡中几经更迭，区域治理体系逐步重构。南朝梁时期，在半塔镇一带设置高塘郡，将此地作为江淮间军事与行政要地，北周取代北周后，废高塘郡改置高塘县，县域的军事防御属性与文化积淀进一步凸显。
隋开皇初年，高塘县被并入顿丘县，同时改顿丘县为新昌县；开皇十八年，新昌县更名为清流县，来安全境隶属滁州清流县，行政隶属关系趋于稳定。唐景龙三年，朝廷正式设置永阳县，县治选定在今新安镇双塘村瓦岗一带，县域行政中心自此逐步固定，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南唐中兴元年，永阳县正式更名为来安县，因县东南侧的来安水而得名，这一县名自确立后便一直沿用至今。南宋时期，县域建制再度出现调整，绍兴五年来安县被并入清流县，绍兴十八年恢复来安县建制，乾道九年又降为来安镇，不久后再次恢复县制，历经多次更迭，县域行政建制的稳定性逐步增强。
元明时期，来安的隶属关系逐步明确固化。元代，来安县归属江淮行省江北淮东道滁州路总管府管辖；明代洪武初年，来安县并入滁州，洪武十三年重新复置来安县，隶属凤阳府滁州，洪武二十二年改属京师直隶滁州，永乐元年之后归属南京直隶滁州，历经数十年调整，县域行政体系日趋完善。清代顺治二年，来安县划归江南行省安庐滁和道滁州管辖，地方吏治逐步规范，农业生产、商贸往来与文化教育均得到稳步推进，民间文化与民俗传统也在这一时期逐步成型。
民国以来，来安县的隶属关系随省域行政调整不断变化，先后隶属安徽省不同行政督察区，1992年12月，滁州撤地设市，来安县正式划归滁州市管辖。来安的文化脉络融合了吴风楚韵与江淮民俗特质，军事文化、宗教文化、农耕文化与红色文化相互交织、共生发展。半塔保卫战的历史积淀，奠定了区域红色文化的核心地位；尊胜禅院、孔雀寺等千年古刹，承载着佛教文化在皖东地区的传承脉络；洪山戏、秧歌灯、手狮灯等非遗项目，扎根民间生活，延续着皖东民间艺术的生命力；江淮农耕传统与水乡民俗相互融合，形成了淳朴务实、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特质，让县域文化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活力。
二、历史人物与近代人物
来安县历史上人才辈出，汇聚了各朝代不同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从孝行典范、文臣官吏到文人雅士，从革命志士到行业先锋，为区域发展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成为来安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苟与龄为来安本地人士，以至孝之行闻名乡里，其守墓尽孝、侍奉亲长的事迹被朝廷表彰，成为江淮地区伦理文化的典范，影响了当地数百年的民风教化；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任滁州知州期间，多次游历来安山水，体察民情、推行善政，其诗文创作与施政理念，深刻影响了来安的文化发展与民风养成，推动区域文风日渐兴盛。
明代，曹寅虽非来安本地人，但在任江宁织造期间，专程筹资修缮来安尊胜禅院，并亲自撰文立碑，为寺院留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字资料，这一碑记也成为后世研究《红楼梦》家世渊源与皖东宗教文化的重要实物佐证，拉近了来安与明清文坛的联系。清代，吴棠为来安县水口镇人，是晚清时期重要封疆大吏，历任江苏巡抚、四川总督、成都将军等职，为官清廉正直、体恤民间疾苦，任职期间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回乡后还积极兴办义塾、修缮乡间道路，助力家乡教育与民生发展，成为清代来安籍官吏的代表人物。
南朝梁至隋唐时期，高塘郡、永阳县的历任地方官员，均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农耕、安抚百姓，推动区域农业生产与手工业逐步发展，维护地方稳定，为来安早期发展打下基础；元代，尊胜禅院建成后，历代僧人潜心修行、弘扬佛法，推动佛教文化在皖东地区传播，与当地民俗相互融合，丰富了区域文化内涵。
近代以来，来安涌现出一大批投身革命、建设家乡的杰出人物，在不同领域为国家与地方发展贡献力量。陆子修为来安县独山镇人，是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