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沿革与文化脉络
海陵区的历史源远流长，从远古先民聚居到现代城区崛起，五千多年的人类活动史与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孕育了绵延不绝的文化脉络，见证了朝代更迭与社会变迁，也塑造了独特的区域文化气质。
（一）远古至秦汉：文明起源与早期建制
早在5000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海陵地区就已有人类活动，周边挖掘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当时的先民被称为“淮夷”，最初以渔猎为生，后逐渐发展到农耕生产，“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耕作方式开启了当地农业文明的序幕。
夏、商时期，包括海陵在内的广大地域属《尚书·禹贡》所称“九州”之一的扬州。周初称海阳地，隶属邗国；春秋时期，邗国为吴国所灭，海阳遂归入吴国版图。战国时期，吴越争霸，此地又随吴国势力的消长先后易主，最终融入华夏文明体系。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海阳地区划归东海郡管辖，正式纳入中央统一行政区划。西汉初年，因当地“傍海而高，为海渚之陵”，始称海陵，这一名称沿用千年，成为区域历史的重要标识。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吴王刘濞看中海陵优越的自然条件与发达的农业，在此设置“海陵仓”，作为重要的粮食储备基地。同时，海陵东濒黄海，盐业资源丰富，海边居民“煮海为盐”，刘濞又开凿邗沟支道（通扬运河前身），连接茱萸湾与海陵仓，极大促进了当地盐业、粮业与造船业的发展，枚乘在《谏吴王书》中曾以“转粟西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形容当时海陵的富饶景象。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设置临淮郡，海陵县成为其下辖二十九县之一，行政建制进一步完善。
（二）魏晋至隋唐：郡治设立与文化初兴
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寺僧觉禅创建光孝寺，成为海陵地区最早的佛教场所之一，标志着宗教文化在此生根发芽。义熙七年（411年），朝廷划广陵郡一部设置海陵郡，海陵县仍隶属广陵郡，区域政治地位逐步提升。
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海陵的隶属关系多有变动。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海陵县归属海陵郡，郡治移至海陵县，使得海陵成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建设与文化发展迎来新的契机。
唐代是海陵经济文化迅速恢复发展的时期。开元元年（723年），朝廷在海陵等地设置盐监，管理沿海各盐场，海陵监的盐年产量达到六十万石，位居各监之首，盐业的繁荣带动了区域经济的腾飞。同时，佛教、道教在此日趋兴盛，除光孝寺得到进一步发展外，北山开化禅寺、东山常乐教寺、南山寺（初名“护国寺”）以及城隍庙等寺院庙宇均在唐代创建，宗教文化与世俗生活深度融合。
南唐烈祖昇元元年（937年），“泰州”之名正式启用，取“通泰”之义，海陵县成为泰州州治所在。次年，泰州刺史褚仁规奉命修筑子城，并在子城外筑罗城，作为东都屏障，城市规模与防御能力显着提升，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宋元时期：人文鼎盛与城市发展
宋代，泰州、海陵作为“上州”“望县”，人文之盛尤为突出。据史料记载，自雍熙至淳佑年间，海陵登进士者达百余人，不乏建树卓着、官至枢府之人。其中，“明体达用”之学的创始人胡瑗学术成就最为突出，其教育思想对宋代教育制度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时期，晏殊、吕夷简、范仲淹等名士先后出任泰州盐官，富弼任泰州军事通判，滕子京任泰州军事推官，这些名臣贤士在海陵留下了诸多政绩与佳话。晏殊在西溪建立晏溪书院，讲习授业，深受百姓爱戴；吕夷简针对海盐产销制定专门对策，解决了盐运中转缓慢的痼疾；范仲淹上书朝廷重修扞海堰，历时四年修成长71公里的堤坝，百姓为纪念其功绩，将其命名为范公堤。滕子京在城南建文会堂，范仲淹、胡瑗、周孟阳、富弼等五人在此纵论天下、诗歌酬唱，被乡人称为“五贤”，范仲淹所作《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一诗，彰显了其早期的忧乐情怀。此外，周孟阳建文峰塔，陆佃（陆游之祖）建贡院、开凤凰池，一系列文化设施的建设推动了海陵人文气息的日益浓厚。
南宋时期，抗金英雄岳飞曾任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在三垛、南坝桥等地大破金兵，留下了抗金报国的壮烈事迹，为海陵的历史增添了浓重的爱国色彩。
南宋至元代，泰州多次遭遇战争侵扰，金兵攻城掳掠，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盐民张士诚在白驹场起义，攻取泰州后，因州城毁于战火，在城北堡城扩建新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攻占泰州城，新城被夷平，泰州一度走向衰败，田园遍布城中，经济与文化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四）明清时期：城市复兴与文化繁荣
明清时期，海陵进入城市复兴阶段，朝廷兴工修复州城，在海陵县治旧基营建州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