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句容的佛教也开始兴起，虽规模不及道教，但已有僧人在此结庐修行。同时，句容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的枢纽，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前来游历，南朝文学家鲍照曾作《过铜山掘黄精》一诗，描绘了句容铜山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致，成为早期描写句容的经典文献。行政区划上，句容在三国吴时正式置县，属丹阳郡，“句容”之名自此沿用，其名源于“勾曲之容”，即茅山弯曲如勾，能容万物之意。
（三）隋唐至宋元：佛道并行与经济发展
隋唐时期，句容道教持续发展，得到皇室重视。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太宗诏准道士王远知回归茅山，并为其建太平观；唐宝历年间，润州刺史李德裕在茅山修建三圣殿，敬宗皇帝赐额“宝历崇元圣祖院”，茅山道教宫观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佛教在句容逐渐兴盛，宝华山隆昌寺始建于南朝，唐代得以扩建，逐步发展成为佛教律宗重要道场。
这一时期，句容的采矿冶铜业达到顶峰。唐天宝年间至南唐后主时期，朝廷在句容设置官办铸铜作坊，专门仿铸商周青铜器，所铸器物被称为“句容器”，以胎体轻盈、纹饰细致、精巧玲珑着称，多用于庙堂祭祀与官宦人家陈设，历代青铜器专着均有记载，成为句容手工业的辉煌代表。宋代，茅山道教进一步发展，宋绍圣年间，道士刘混康所居潜神庵改为元符观，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建成后，徽宗赐额“元符万宁宫”，并赐予玉印等珍宝；宝华山隆昌寺则成为佛教律宗“第一名山”，吸引众多僧人前来受戒，香火旺盛。宋元时期，句容的农业、商业也逐步发展，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与物资集散地。
（四）明清时期：文化传承与市井兴盛
明代，句容道教迎来又一发展高峰。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神宗敕令将大茅峰圣佑观改为“九霄万福宫”，茅山道院规模达到鼎盛，拥有三宫五观等众多建筑。同时，宝华山隆昌寺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成为全国佛教律宗的“根本道场”，明清两代，常有皇室成员与达官贵人前来朝拜。这一时期，句容的科举文化兴盛，涌现出一批进士、举人，人文气息浓厚。
清代，茅山道教在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因清军与太平军交战遭受重创，宫观损毁严重，后经道士集资逐步修复；宝华山隆昌寺则保持稳定发展，成为东南亚佛教徒向往的律宗圣地。明清时期，句容的庙会习俗逐渐兴盛，虎耳山龙王庙会、西庙庙会等成为民间祭祀、贸易交流与文化娱乐的重要平台，带动了市井经济的繁荣。行政区划上，句容明清时期均属镇江府，境域基本稳定，乡村聚落格局逐步形成，传统农耕文化与市井文化深度融合。
（五）近现代：社会变革与文化新生
近代以来，句容历经战乱与变革。抗日战争时期，茅山成为新四军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陈毅、粟裕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领导抗日斗争，留下了众多红色遗迹，红色文化成为句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4月，句容解放，属苏南行政区镇江行政分区；1953年属江苏省镇江专区，后历经多次行政区划调整，1983年3月属镇江市管辖；1995年，句容撤县设市，仍由镇江市代管。
新中国成立后，句容的文化传承与发展进入新阶段。茅山道院于1949年由苏南行政公署整合为统一的茅山道院，1985年后逐步修复开放；宝华山隆昌寺等宗教场所得到妥善保护，正常宗教活动得以恢复。“句容器”制作技艺、茅山道教音乐、扬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抢救与传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品牌，句容逐步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三、历史人物与近代人物
句容人杰地灵，数千年来，涌现出众多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涵盖道教、佛教、文学、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古代有道教宗师、文学大家，近现代有革命先烈、各界名流，他们用智慧与汗水书写了句容的历史篇章，为地方发展与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古代着名人物
1. 茅盈、茅固、茅衷：西汉咸阳人，道教茅山派创始人。西汉始元五年，茅盈率先来句曲山结庐修道，后其弟茅固、茅衷相继前来，三兄弟在此采药炼丹、治病救人、广行善事，深受百姓爱戴。后人感念其功德，改句曲山为茅山，并修建宫观纪念，尊其为“三茅真君”，他们所开创的道教流派逐步发展成为道教上清派，使茅山成为全国道教圣地。
2. 陶弘景（456年～536年）：字通明，号华阳隐居，南朝齐梁时期道教学者、医药学家、文学家。齐朝时曾任左卫殿中将军，后辞官隐居茅山，潜心修道，整理道教典籍，完善上清派教义，着有《真诰》《登真隐诀》等重要道教着作。同时，他在医药学、地理学、文学等领域成就卓着，着有《本草经集注》《华阳陶隐居集》等，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