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头镇
位于广陵区东北部，北邻生态科技新城，东接江都区，辖区面积约15平方公里，是扬州的东大门。湾头镇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是重要的渡口与商贸集镇，如今是全国知名的“玉器之乡”，扬州玉雕技艺在此传承千年，玉雕产业成为镇域经济的核心支柱。境内古运河穿境而过，保留着茱萸湾古渡等历史遗存，同时建有玉器交易市场与文创园区，形成了集生产、销售、展示于一体的玉雕产业体系。镇内传统技艺与现代产业交融，水乡风貌与工业文明共存，是感受扬州传统手工艺魅力的重要载体。
汤汪乡
坐落于广陵区南部，北接文峰街道，南邻沙头镇，西与扬州经济开发区接壤，辖区面积约18平方公里。汤汪乡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随着城市扩张逐渐融入主城区，形成了以食品加工、医疗器械等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广陵食品产业园就坐落于境内。乡内既有成熟的工业园区，也有保留完好的乡村聚落，农田与厂房相映成趣，同时注重生态环境治理，建成了多个社区公园与休闲绿地，成为连接扬州城区与南部乡镇的重要节点，兼具产业发展与生活宜居的双重属性。
历史沿革与文化脉络
广陵的历史可追溯至2500多年前，其名称与城址的演变，堪称扬州城市发展的缩影。春秋战国时期，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在此筑邗城、开邗沟，首次将长江与淮河相连，奠定了广陵作为水运枢纽的基础，这也是扬州城市历史的开端。周慎靓王二年（前319年），楚怀王在邗城旧址上筑城，定名“广陵”，意为“广阔丘陵”，这一名称沿用千年，成为扬州最具代表性的古称。
秦统一六国后，设广陵县，隶属九江郡，广陵成为区域性行政中心。汉代是广陵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高祖六年（前195年），刘邦封其侄刘濞为吴王，以广陵为都城，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并开凿运盐河，使广陵成为盐铁贸易的重要枢纽，经济空前繁荣。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改江都国为广陵国，封刘胥为广陵王，其墓葬“黄肠题凑”的帝王级葬制，见证了当时广陵的富庶与地位。王莽新政时期，广陵国改称江平郡，广陵县改为安定县，东汉初年恢复广陵郡与广陵县建制，陈登任广陵太守时，推行屯田制、疏浚邗沟，进一步巩固了广陵的水利与农业基础。
三国时期，广陵地处魏吴交界，成为军事重地，屡经战乱。南北朝时期，北方移民南迁，为广陵注入新的人口与文化活力，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南兖州移治广陵，使这里成为南北文化交融的前沿。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后改吴州为扬州，完成了历史上扬州与今日扬州在名称、区划、地理位置上的基本统一。隋炀帝时期，大运河全线贯通，广陵成为南北水运枢纽，隋炀帝曾三下江都（今扬州），虽为后世诟病，却客观上推动了广陵的繁荣。
唐代是广陵发展的鼎盛时期，扬州城池向南扩展，形成蜀岗之上的衙城与冈下的罗城，成为“甲天下”的繁华都会。当时的广陵是中国东南部的经济文化中心，商船云集、胡商聚居，不仅是盐、茶、丝绸的贸易枢纽，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鉴真和尚从这里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律宗与中原文化，成为中日友好的千古佳话。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更让广陵的美名传遍天下。
宋代，广陵延续繁荣，宋仁宗天圣年间，扬州城池进一步扩建，形成“一地三城”格局。欧阳修、苏轼等文人墨客先后任职扬州，欧阳修建平山堂、赏琼花，苏轼疏浚西湖、减免赋税，不仅为广陵留下了众多诗词佳作，更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曾以扬州为“行在”，虽仅一年，却进一步提升了广陵的政治地位。咸淳年间，阿拉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十六代裔孙昔哈丁在扬传教，修建仙鹤寺，见证了当时广陵的宗教包容与文化多元。
元代，广陵虽不再是行政中心，但作为运河枢纽的地位依然重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广陵的繁华多有记述。明代，广陵增筑外城，形成新旧两城格局，盐商文化逐渐兴起，盐商们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更热衷于修建园林、资助文人，促成了扬州学派、扬州画派的萌芽。崇祯十七年（1644年），史可法督师扬州，坚守孤城、宁死不降，展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其事迹为广陵增添了厚重的精神底蕴。
清代，广陵盐商文化达到顶峰，城市人口超50万，成为当时中国八大城市之一。盐商们在南河下、东关街等地修建了大量精美的园林宅院与会馆，个园、何园等古典园林均诞生于这一时期。康乾盛世期间，康熙帝、乾隆帝多次南巡驻跸扬州，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文化与园林建设的发展。19世纪中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