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戴兵这么说，台下的组员都愣住了，念啥信啊？
戴兵沉声说道：“下面我念的是一封举报信，事关一宗15年前的失踪案，这大概率也是一起故意杀人案！”
“这封信，就是受害者的女儿所写，你们认真听！”
......
尊敬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督导组领导：
今夜，我坐在父亲生前常坐的旧藤椅上，写下了这封举报信。
椅背的藤条硌着脊梁，恍惚间似能感受到他从前教我练字时，轻拍我后背的温度。
窗外暴雨如注，雨点击打玻璃的声响，与十五年前吞噬父亲的那个雨夜同样暴戾。
泪水洇湿信纸时，我仿佛又看见父亲的身影，他系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风纪扣，保温杯里泡着我头天炒的野菊粗茶。
帆布包里装着记满工程隐患的笔记本，夹层还小心翼翼夹着我小学“三好学生”奖状，边角被他摸得发软，那是他最珍视的宝贝。
可十五年了，整整十五年！
我连父亲的骨灰都没能捧在掌心，连他最后消失的方向，都成了缠绕半生的谜......
2003年1月23日清晨，天还泛着鱼肚白，厨房里飘着红薯粥的香气。
父亲站在穿衣镜前，仔细系好中山装风纪扣，转身笑着给我梳辫子：“玲儿，今天扎个麻花辫，爸去工地看跑道地基，中午给你带糖糕。”
他的手掌宽厚温暖，梳子划过发丝时，我瞥见他鬓角新添的白发，那为了操场地基偷工减料的事，他愁得整宿整宿抽旱烟，烟袋锅子“咕噜咕噜”响到天亮。
他的蓝布包磨得发白，边缘缝线开了又补，里面装着记满“陈少兵偷工减料（操场地基以沙代水泥、跑道沥青厚度不足三公分）的笔记本，还有给我攒的学费。
学费用牛皮纸包着，角上工工整整写着“玲儿春季学费”。
但谁能想到，这道系着风纪扣、承诺带糖糕的背影，成了我余生最痛的执念！
黄昏时分，工地铁门紧锁，挖掘机履带沾着新土，像一头吞掉父亲的巨兽。
家门口的路灯次第亮起，母亲把热好的红薯粥温了又温，瓷碗沿都烫得发软，父亲却始终没出现在那抹橘色光晕里。
校长黄炳松轻描淡写：“戴老师可能外出务工。”
可父亲连过冬棉袄都没带，要知道他那件灰布棉袄，肘部补丁还是母亲去年就着煤油灯给他补的。
没想到的事，竟然还有人谣传“他携款潜逃”。
可父亲每月工资掰成三份：给奶奶抓治哮喘的中药、供我读初中、给母亲买降压片，连五块钱一包的“白沙烟”都舍不得抽，烟袋锅子用了二十年，铜锈都沁进木纹里。
我们翻遍父亲的日记，泛黄纸页上“陈少兵偷工减料，恐酿工程事故”的字迹，被泪水晕成模糊的血痕。
那夜，母亲把父亲的教师资格证拍在桌上，证件上“戴世平”三个字烙着红印，像父亲从未凉透的热血。
他教了三十年书，粉笔头都掰成两段用，作业本角都舍不得扔，怎会跑？
可公安局答复冰冷如霜：“没尸体，立不了案。”
父亲失踪第三日，我和母亲跪在新县公安局门口。
腊月的寒风割脸，母亲的白发被吹得凌乱如麻。
她颤抖着掏出父亲的工作证，证件边角磨得起毛，塑料封皮开裂，那是父亲揣了半辈子的宝贝。
民警踩着积雪从旁走过，皮鞋碾过母亲膝头的霜：“回去吧，证据不足。”
母亲磕头磕得额头渗血，血珠落在工作证照片上，像父亲在无声哭泣。我死死攥着母亲的衣角，指甲都掐进她单薄的棉衣里，可冰冷的铁门后，没有一丝回应。
八十岁的奶奶拄拐跪在教育局门口，三天三夜，膝盖磨得渗血。
她摸字典写就万字举报信，每字都像她佝偻的脊梁，要知道她才只读过两年私塾啊！
却把“正义”二字刻进骨子里。
门卫把信转给黄炳松，转头朝我们挥挥手：“家事别闹，影响不好。”
奶奶回家后咳血，床头还放着没写完的信，钢笔尖蘸着血水，在纸上洇开暗红的“冤”字。那些天，她总对着父亲的空床铺喃喃：“世平啊，娘给你写信道冤……”
我给省信访局写了三十七封信，每封都仔细贴好邮票，像寄往天堂的信。
有次坐十四小时硬座去长沙，信访局门口梧桐叶落了满地，我从清晨等到天黑，值班员掀开门帘：“回去等消息。”
冬夜的火车站长椅上，我抱着父亲的旧围巾哭到天亮，围巾上还留着他的烟草味，那股熟悉的气息，让我错觉父亲还在身旁。
母亲的头发全白了，她总对着父亲照片絮语：“世平啊，你在课堂教学生‘人要守正义’，正义咋不来找你？”
陈少兵派人往我家扔死老鼠，砸烂窗户玻璃，深夜电话里传来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