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三首》）。此“放”字轻巧如释重负，却掩不住残酷逻辑：

    买入期：趁贫贱低价购入幼女，“瘦马”之名暗喻其如牲畜般待价而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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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期：投入文学艺术培训，使其身价倍增（《不能忘情吟》载：“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

    抛售期：十年间更替三批，色衰则遣散转卖，恰如《旧唐书》所记：“既殁，遣樊素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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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的矛盾在于其《秦中吟》痛斥“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揭露权贵奢靡；《琵琶行》更借商妇之口泣诉“血色罗裙翻酒污”的玩物命运。

    但当涉及自身，却将蓄妓美化为“养才怜艺”。遣散妓女时写《别柳枝》：“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以诗意淡化抛弃实质。更在《追欢偶作》中自诩“当时一部清商乐，亦不长将乐外人”，标榜独占艺妓为清雅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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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严禁官员狎妓，但“家妓”属私有财产，《唐律疏议》视同“婢妾”，可买卖赠人。

    白居易曾作《赠内》诗与妻盟誓“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却不妨碍其广纳妾妓。原配逝后更作《自咏老身示诸家属》直言“青衣报平旦，呼我起盥栉”——侍妓晨起服侍，已成老年日常。

    其放妓诗常以“马”喻人：“骆马放去蹄间铁”（《不能忘情吟》），看似慈悲解除束缚，实则是榨取价值后的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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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诗中的“瘦马”意象，实为后世扬州养妓业的先声：

    唐代家妓需精研《霓裳羽衣曲》等宫廷乐舞（见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至明清演变为瘦马必修琴棋书画。

    《唐语林》载：“达官家妓坐馆教授，转卖得金无数”，与清代《扬州画舫录》所记瘦马“养女调教，转售盐商”如出一辙。

    清人赵翼在《陔馀丛考·养瘦马》中直言：“乐天诗‘莫养瘦马驹’，即今扬州养处女卖人作妾者”，终使“瘦马”污名化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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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雅面纱下的千年疮疤”

    白居易的“养瘦马”生涯，暴露了士大夫文化的深层悖论：

    他们既能以《卖炭翁》刺穿民间疾苦，又能将少女囚作“人形艺术品”赏玩；既可写《妇人苦》哀叹女性命运，又在自家庭院践行人口贸易。这种撕裂，恰是封建特权对人性良知的系统性腐蚀。

    当我们在《长恨歌》的缠绵悱恻中沉醉时，更需听见历史的刺耳杂音——

    洛阳深宅里，樊素小蛮们歌舞升平的身后，

    回响着无数无名瘦马被“放归”时的足音：

    那并非奔向自由的欢歌，

    而是商品折旧后，被时代齿轮碾碎的残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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