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呢，乡绅就会有很大的空子可以钻，比如我家有两千亩地，但我就报八百亩，什么？官府来查怎么办？我把这余下的一千二百亩转嫁给这些村民身上不就行了，他们人多，苦一苦，就多收两千四百亩的税吧！
多出来的这些？我跟县官老爷五五一分，岂不美哉。
这种方式虽然说是有弊端，但已经是封建社会下的最优选择了，因为古代交通不便，有的县城离村子还有好几天的山路，官吏去收税，收完了运出来，在统一运到国库，估计十石粮食，能剩下三石，就已经算是很厉害了。
你说古今这么多的贤明君主，他们能不知道这些乡绅在谎报？
肯定会有人知道，知道了却没有过多的干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皇权不是不能下乡，而是下乡的成本太高了，得不偿失了。
这些乡绅吃点儿就吃点儿吧，总不能让人白干活不是。
所以，在朱标的视角来看，加强基层的控制，让皇权下乡这件事儿，可比什么摊丁入亩难的多多了，这事儿在封建帝王手里干，就和自掘坟墓差不多，属于是这皇帝不想干了的操作。
摊丁入亩之下，这些乡绅依然有操作空间，就比如后世‘万国来chao’的大清，在摊丁入亩之后，通过隐瞒土地、加码征收、转嫁税赋等老手段，还是能变成乡绅少缴税，甚至不缴税。
加上清廷的统治者过于无能，就连中规中矩的皇帝都成为明君了，昏君都被夸成了圣君了。到了中后期之后，成为了‘富者田连阡陌而税轻，贫者无立锥之地而税重’的现象。
所以，摊丁入亩看似是减轻了税收，维护了统治，但本质上还是离不开乡绅地主。
而朱雄英的视角来看，皇权要下乡，这应该是必须要进行的事情，不将这群人给打倒，大明将来还会有覆灭的危险，因为底层依旧在受苦，他们依旧没有享受到国家发展的红利。
那这件事儿要怎么做呢？难，很难，非常难！
于是朱雄英说道：“皇爷爷，加强基层控制力，让皇权下乡，不是一朝一夕，下个圣旨就能完成的事儿，如何能够不引起民间动荡，还能把这事儿办好，我们还需要从长计议。”
朱元璋自然是知道，他点了点头，说道：“咱知道这事儿急不得，这事儿，可能咱是做不完，你爹这辈可能也做不完，大孙，你这辈儿，一定能做完！”
朱雄英一时间没有回话，因为在他认为，可能很快这事儿就能做完，大明能实现皇权下乡，靠的不是兵有多广、船有多利、炮有多大。
而是靠着路能修多块、文化传播有多快，古代没有形成皇权下乡不是主观原因导致的，而是客观原因导致的，如果不是条件不允许，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一定就搞皇权下乡了。
道路可以增加村镇县的联系，如果一个县城的人，他骑着马，半天或者一天，就能到达县城的每一个角落，那将大大的减少基层治理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全国搞基建了，他们会觉得权利流逝的原因。
要是每个村子中，有三成的民众，可以自发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国家的税收政策，大政方针，那他们就不会被乡绅地主所欺骗，地主乡绅欺骗官府朝廷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不过这事儿虽然需要去做，可还不是眼前着急的事儿，眼前着急的事儿，怎么剿灭这些白莲教，让他们不能在兴风作浪。
于是他说道：“皇爷爷，咱别说远了，眼下这些白莲教叛贼，是不是先处理一下！”
朱标见状也点点头，再他看来，搞什么皇权下乡的，风险太高了，还是先将眼下这些反贼处理一下，这是靠谱的事儿。
老头子自信一笑，说道：“就这些人，能逃得出咱的手掌心吗？你们放心吧，咱都安排好了！”
早在查出白莲教的时候，朱元璋就认为这事儿不简单，需要派遣一位得力的臣子，前去江西，将这群余孽剿除。
这个臣子既需要有一定的才华，做事儿还需严谨，最好还需要懂得一些兵事。
他左选右选，就觉得有一个人挺合适的，这个人就是齐泰。
齐泰是洪武十七年应天乡试解元，初任礼部主事，后转为兵部主事，为官七年从无过失，后来朱元璋给他赐名为‘泰’，取国泰民安之意，可见对这个臣子的看中。
历史上，这位还是建文帝朱允炆的顾命大臣，也是建文帝身边，唯一一个智商和操作都比较在线的人。
这个人行事严谨，又懂得兵事儿，十分适合操作此事儿。
朱标和朱雄英一听，朱元璋派了此人去当钦差，总领清缴白莲教及地方宗教势力的一切事务，还有节制地方卫所的权利，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随后，朱标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说道：“爹，雄英，这白莲教怎么得知你在进行医学解剖的事儿的？这事儿查出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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