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不仅仅是针对他个人的攻讦，而是触及到了庞大帝国肌体深处陈腐溃烂的脓疮。
虚报冒领，中饱私囊，这些蠹虫正趴在国帑之上，吸食着民脂民膏，而以往层层叠叠、效率低下的旧有账目体系，恰恰成了他们最好的保护伞。
叶明没有立刻行动。他深知，打蛇需打七寸。
在没有确凿证据和万全准备之前，贸然揭开这个盖子，不仅打不到蛇，反而可能被反噬。
他让鲁衡继续暗中收集、核实数据，务求精准，同时嘱咐他务必小心，切勿走漏风声。
另一方面，他加紧了与王账房的探讨。
他要将户部试行成功的新式记账核算法，进行系统性的提炼和规范，形成一套可供推广、尤其是可用于专项审计的《新式账审条例》。
这套条例的核心在于“流程清晰、责任到人、数据闭环、易于复核”，旨在让任何一笔款项的来龙去脉都清晰可查，让试图做手脚的人无处遁形。
这是一项繁琐而细致的工作，需要将复杂的数算原理转化为官吏能够理解和执行的具体条文。
叶明几乎将自己埋进了数据和条文之中，与王账房以及几位信得过的户部算手日夜推敲。
然而，京中的局势并未因他的低调而平静。崔衍之“病愈”回归朝堂后，虽不再直接与叶明发生激烈冲突，但其手段却愈发老辣阴狠。
他不再公开反对新政，反而时常在皇帝面前，以一种“忧国忧民”的姿态，提及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吏员考绩或导致胥吏唯上是从，忽视民生实际”、“军需统筹司权力集中，需防尾大不掉”等等，言语间充满了“老成谋国”的顾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皇帝的判断。
同时，针对《启智新篇》的污名化也并未停止，只是变得更加隐蔽。
一些被收买的落魄文人，开始撰写一些看似考据、实则牵强附会的文章，将书中的一些启蒙歌谣与历史上某些谶纬谣言或民间邪说强行联系起来，试图从“思想危险”的角度对其进行抹黑。
这些文章在底层士子和部分愚昧民众中悄然流传，其毒害性更甚于直接的抨击。
叶瑾有一次从外面回来，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听到了些不好的话。
叶明心疼妹妹，却也只能温言安慰，告诉她真理越辩越明，鼓励她继续做正确的事。
他知道，思想领域的斗争，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智慧。
就在这表面平静、暗流汹涌的氛围中，叶明主导的《新式账审条例》初稿终于完成。
他并未急于呈送御前，而是先通过太子李君泽，小范围地征求了郑大儒和几位以清直着称的致仕老臣的意见。
郑大儒对条例中体现的“明晰”、“务实”精神表示了赞赏，认为“理财为治国之要，账目清晰方能杜渐防微”。
几位老臣也多持肯定态度。这无疑为叶明接下来的行动增添了重要的舆论筹码。
也就在此时，北疆传来了新的消息。
在“军需统筹司”高效运作的支持下，叶秋抓住狄人因久攻不下、士气有所懈怠的战机，主动出击，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歼灭狄人一部两千余人，缴获辎重无数！
此战极大地鼓舞了守军士气，也让狄人不敢再轻易靠近朔风城。
捷报传回，朝野振奋。皇帝龙颜大悦，对叶秋和北疆将士褒奖有加。
更重要的是，叶秋在军报中再次大力肯定了“军需统筹司”和随军“实务特才”的作用，称此战获胜，后勤保障有力、信息传递迅速是关键因素之一。
这封捷报，如同及时雨，为叶明正在酝酿的下一步行动，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和最恰当的时机！
叶明不再犹豫。他选择在一个常规的朝会日，出列上奏。
他没有直接提及水利工程账目的问题，而是首先呈上了那份精心准备的《新式账审条例》。
“陛下，”叶明朗声道，“北疆连番战事，凸显钱粮军械乃国之命脉。然，以往账目混乱，核销迟缓，易生弊端，亦难以及时响应军国急务。”
“臣与户部同僚，经年摸索，总结试行之经验，草拟此《新式账审条例》，旨在使朝廷度支，清晰明了，高效运转，既可防贪墨于未然，亦可强军固边于及时。”
“此条例于户部试行以来，成效显着，北疆军需保障亦得益于此。臣恳请陛下御览，若能推行于朝廷重大度支项目，必能使国帑用之有道，百姓负担得减，实为社稷之福！”
他这番话，站在国家利益和强兵固边的高度，有理有据，令人难以反驳。
皇帝接过内侍转呈的条例，粗略翻阅，见其中条理清晰，数据分明，心中已是认同了几分。
加之北疆捷报的余温尚在，叶秋对后勤改革的肯定言犹在耳，他当即表示：“叶卿所奏，关乎国计民生。此条例朕准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