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抬起头，看着他。夕阳照在他脸上，那张黝黑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悔恨，只是一片平静，像冬天的湖面。

    “不怪。”他说，“我做了该做的。她做了该做的。包勉……也做了他该做的。”

    张卫国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个人，不是不难过。他是把难过咽下去了，化成别的东西。化成那个家训，化成那些奏章，化成那一桩桩铁面无情的案子。

    这就是包拯。

    他把所有的柔软，都藏起来了。藏得那么深，深到连自己都找不着。只有在酒后的深夜，只有在张卫国面前，才偶尔露出一角。

    可那一角，已经够了。

    嘉佑七年春，包拯病了。

    起初只是咳嗽，他没当回事。

    张卫国去给他送药，他还说：

    “小毛病，吃两剂就好了。”

    可两剂吃完，没见好，又吃两剂，还是咳。

    张卫国开始觉得不对了。

    那天他去府衙，包拯正在批公文。他坐在那儿，脊背挺得笔直，脸色却不大好看，灰扑扑的，眼窝陷得更深了。

    “让我把把脉。”

    张卫国说。

    包拯伸出手，眼睛还盯着公文。

    张卫国搭上脉，心往下沉。

    脉象浮大而空，是虚阳外越的征象。

    通俗点说，就是底子掏空了，油尽灯枯的前兆。

    “多久了？”他问。

    包拯抬起头：

    “什么多久？”

    “这咳嗽，这没精神，多久了？”

    包拯想了想：“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你不早说？”

    包拯笑了笑，那笑容很淡：

    “忙。”

    张卫国没说话，收了脉枕，开始写方子。

    写完了，往桌上一放：

    “这方子，一天一剂，连吃七天，七天之后我再来。”

    包拯点点头，又低下头去看公文。

    张卫国站在那儿，看着他。

    烛火映在那张黝黑的脸上，那脸上的纹路，比几年前深多了。

    鬓角的白发，也比几年前多了。

    他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咽了回去。

    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包拯忽然叫住他：

    “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