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指涉性。这让人想起屈原《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寻找传统，但树科将之降格为市井白话，这种"降格"恰恰体现了当代诗的平民意识。全诗看似简单的问答结构（"有嘢？"—"乜嘟"），实则模仿了禅宗公案的机锋，在否定之否定中接近存在的本相。

    从接受美学角度考量，这首诗的方言特性制造了特殊的阅读体验。对于粤语读者，文字的声音形象会直接唤起生活经验；而对非粤语读者，则需要通过注释进入文本，这种"隔"反而强化了诗作关于"沟通困境"的隐喻。诗人刻意保持的童谣体风格，与内容上的存在主义思考形成张力，这种"简单的复杂"正是现代诗的高明之处。就像保罗·策兰用德语写作《死亡赋格》一样，树科用粤语写就的这首短诗，在方言的土壤里长出了普世性的思想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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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揾返己己》可视为方言写作抵抗文化同质化的典型案例。当普通话写作越来越趋向同一的"标准"时，方言诗以其"不标准"守护着文化的多样性。诗中"己己"的寻找，某种意义上也是粤语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自我寻找。阿多诺曾说"在错误的生活里没有正确的生活"，树科的诗则告诉我们：在别人的语言里找不到自己的语言。这种方言自觉，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路易斯·格丽克用英语改写希腊神话异曲同工，都是用语言的重构来找回被遮蔽的自我。

    诗歌结尾的留白尤具深意。省略号暗示的未竟之思，为读者预留了参与解读的空间。这种开放结构呼应了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的理论，邀请每位读者用自己的语言完成"揾返己己"的旅程。在抖音短视频吞噬一切注意力的时代，树科用一首看似"嘢"（没什么）的方言小诗，完成了对存在本质的深刻追问。这首诗的价值，恰在于它用最本土的语言，说出了最普世的困惑——当所有人都忙着拥有"嘢"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己己"，正在何处流浪？

    《揾返己己》的艺术成就，在于它将方言的抵抗性转化为诗学的建设性。在"乜嘟有"与"乜嘟"的辩证中，树科用粤语特有的节奏和思维，为我们这个物质过剩而精神匮乏的时代，写下了一则关于寻找自我的寓言。这首诗证明，真正的现代性不在语言的"标准"里，而在思想的自由中；不在"人家"的评判里，而在"己己"的觉醒中。当最后一行的省略号悬置在空中时，每个读者都将听见自己方言的回响——那或许就是"己己"最真实的声音。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