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福将他们引到广场右侧边缘一棵老槐树下，这里视野尚可，又不会过于引人注目。
听到秦承业问，他压低声音道：“秦公子好眼力，我们陈厝埕原本是个大村，前些年，皇帝陛下不是下了好几道旨意，鼓励移民实边么？”。
“我们福建人多地少，陛下和朝廷给的政策又好——去了北边，按人头分地，免三年赋，还给安家费和种子农具”。
“我们村不少李姓、陈姓、吴姓的旁支或者日子紧巴的人家，都报了名，陆陆续续，迁走了两百多户，上千口人呢！”。
“现在村里，满打满算，也就一千出头了，今天能来投票的，差不多都来了”。
秦承业微微颔首，这事他不仅知道，还曾参与过讨论。
父皇深谋远虑，深知“王业不偏安”的道理，更明白北方辽阔的草原、黑土地乃至更远的苦寒之地，若无人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三道《鼓励北迁实边诏》，动用国家力量，有计划、有补贴地将中原、江南人口稠密地区，尤其是宗族势力顽固、土地矛盾较突出地区的百姓，大规模迁徙至辽东、漠南、河套乃至更北的新设市县。
此举一石数鸟：缓解原籍地人口压力，开发边疆，巩固国防，稀释地方豪强宗族势力，增强朝廷对基层的直接控制。
眼前这陈厝埕村人口减少，正是那波澜壮阔的移民大潮中的一朵小浪花。
“那眼前这人群，为何分成三处？彼此之间，似乎……” ，张林在一旁，以生意人好奇的口吻问道。
陈阿福叹了口气，声音压得更低，脸上露出一丝无奈：“不瞒几位，我们村啊，是‘杂姓村’”。
“早年，这里方圆十几里都是李姓的族田，村子也叫李家堡，我们大夏立国后，官府搞‘均田’和‘村社重组’，把不少李姓的田产按律重新分配，又从邻县迁了我们陈姓和吴姓的一些散户过来，打乱了重建，就成了现在的陈厝埕”。
“名字虽然改了，但李家的祠堂还在这儿，李姓的人也还是最多” ，他指了指那最大的人群，“那边，都是姓李的” 。
又指了指右翼和后侧，“那是我们姓陈的，和那边姓吴的”。
秦承业和张林交换了一个眼神，果然，宗族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便经历了朝廷的强力干预和人口迁徙，原有的强势宗族在人数和心理上依然占据优势。
这种基于血缘的凝聚力和排他性，在涉及基层权力分配时，立刻显露无遗。
张林微微皱眉，以他监察官员的敏锐，低声道：“陈小哥，我观这气氛，似乎不甚融洽？选举村长，本是村中公事，为何如此壁垒分明？”。
陈阿福脸上闪过一丝晦暗，嘟囔道：“能融洽么？李姓人多，心又齐，这村长一职，自打村子重组后选举以来，已经连续三届都是他们李家人当了，这回是第四届”。
“我们陈姓和吴姓，人少，心也不那么齐，每次都想推自己人，可票数总差一截。久而久之，也就……唉” 。
他没再说下去，但那份不甘与无奈，已然明了。
秦承业心中了然，大夏的村长选举制度设计，本意是让村民自决，选贤与能。
但在这种聚族而居、宗族意识强烈的地方，所谓的“贤能”标准，往往首先让位于“是否本家”。
一人一票的民主形式，反而成了人多势众的宗族确保其支配地位的工具。
李姓掌握了多数票源，只要内部不出大的分裂，村长之位便如探囊取物。
这或许就是父皇和朝廷那些精通政务的臣子们早已预见，却仍需在推行中不断观察、调整的基层治理难题。
“这位李姓村长，平日里处事可还公道？” ，秦承业看似随意地问道，目光却紧盯着陈阿福的表情。
陈阿福嘴唇动了动，刚想说什么，广场前方传来一阵略显嘈杂的声响，随即又迅速安静下去。
只见祠堂台阶上，走上来几个人。为首一人，年约四旬，面容严肃，身穿深青色、胸前绣有獬豸补子的官服——正是大夏监察院的标准制服。
其品级不高，应是县监察分局的巡查官员或吏员。
他身后，跟着一个身穿皂隶服饰的文书，捧着册簿，另有一人，似是村里的长者，但面色有些忐忑。
那监察官员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带着官腔，开始讲话。
内容无非是强调村长选举的重要性，关乎一村福祉，必须依法依规进行；宣读选举办法：年满十八周岁、户籍在本村的村民（无论男女）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年满六十者无需参与；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当场唱票，得票最多者当选，严禁贿赂、胁迫、扰乱秩序等行为，违者严惩不贷。
同时，他也说明了本次选举是补选，因前任村长李某（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