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沦为摆设。高祖李渊在未深入开展调查之前，已对刘文静做出&#34；反形已具&#34；的断言，与后来太宗赦免李靖的决断形成鲜明对比，印证着&#34；刑不上大夫&#34；的古老法则已被&#34；刑专打异己&#34；的新规则取代。

    到了最终的执行阶段更是政治信号的集中释放。刘文静被处斩时，特意选在闹市行刑，其家产籍没的清单被张榜公示，这种公开羞辱实则是高祖对太原元从集团的严厉警告。

    而对比日后侯君集因卷入太子谋反案被诛，却能保留全尸的差别待遇，折射出不同时期皇权对不同政敌的微妙态度。即便有&#34；三覆奏&#34；的死刑复核制度，在武德年间的政治案件中，这些程序往往被压缩在一天内草草完成，当诏狱的朱笔落下时，司法程序早已沦为权力游戏的注脚。

    在这套制度运作的背后，隐藏着唐初政治最残酷的真相：法律的天平永远向权力倾斜。裴寂一句&#34；性复粗险&#34；的谗言能抵过秦王世民的泣血陈情，不是因为证据确凿，而是因裴寂准确把握了高祖猜忌功臣的心理；后来的李靖能逃过&#34；通突厥&#34；的死罪，非因案情反转，实乃太宗需要这柄开疆拓土的利剑。当李君羡因&#34；女主武王&#34；的谶语身首异处时，所谓的司法程序不过是为政治清洗披上合法外衣的工具。

    这种&#34；法为权用&#34；的模式，构成了唐代政治斗争的标准剧本，在玄武门之变前的武德朝堂上，已由刘文静案写下了最残酷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