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传到当地名医“王叔和”耳中，他素来轻视巫医，却对王符的治法好奇，便亲自登门拜访。王符不藏私，将补骨脂的用法细细道来：“这籽性温，能入‘肾经’，肾主骨，温肾便能强骨。寒痹者，是寒气入骨，用热炒之籽外敷，既能驱寒，又能补骨，比汤药来得直接。”王叔和听后，沉吟片刻，取来补骨脂籽，带回医馆研究。他发现，补骨脂籽与《黄帝内经》中“肾主骨生髓”的理论暗合，遂在自己的医案中写道：“补骨脂，温肾之要药，外敷能驱骨间寒气，内服可补筋骨之虚，巫医之用，虽简却合医理，当纳入正统。”
此后，王叔和在治疗骨痹患者时，常将补骨脂与杜仲、牛膝配伍，制成汤剂内服，同时辅以外敷之法，疗效大增。这便形成了补骨脂应用史上的一段佳话：巫医的民间实践，与医者的理论总结相互印证，口传的“土法”与文献的“医理”碰撞出火花，让这株山野灌木，渐渐走进了正统医学的视野。
五、乱世中的“救命草”
南北朝时期，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不少人因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患上“筋骨劳损”之症，轻则步履蹒跚，重则瘫痪在床。淮河流域有个流民部落，首领“陈三郎”见族人受苦，心中焦急，偶然想起幼时听长辈说过“骨暖籽”能补筋骨，便派人深入山林，采来大量补骨脂籽，分给族人。
部落中有个少年，随父母逃亡时从山坡滚落，摔断了腿，因无医无药，腿骨迟迟不愈，只能拖着断腿爬行。陈三郎将补骨脂籽炒香后碾成粉，用米汤调成糊状，敷在少年断腿处，再用树皮固定。同时，让少年每日用补骨脂籽泡水喝。起初，少年只觉腿部发热，三日之后，疼痛减轻；十日之后，竟能轻微活动；一月后，断腿竟奇迹般愈合，虽略有跛行，却能正常行走。
此事在流民中传开，补骨脂成了“救命草”。陈三郎还发现，将补骨脂籽与粟米同煮，不仅能补筋骨，还能增强体力，族人食后，长途跋涉也少了疲惫。他怕此法在乱世中失传，便让部落中识文断字的书生，将补骨脂的采摘、炮制、用法，刻在一块木板上，随身携带。后来，这木板被一位逃难的医者所得，纳入自己的医书，补骨脂的应用经验，便在乱世的颠沛中，以“木刻文献”的形式得以延续——它不来自宫廷药典，却来自流民在生死边缘的实践，恰如暗夜中的星火，虽微弱，却照亮了济世之路。
第二卷 典籍初载·医理渐明
一、陶弘景的“本草注”
南朝梁代，陶弘景隐居茅山，潜心编撰《本草经集注》，立志“辨章百草，为民疗疾”。他遍阅前代医书，发现提及补骨脂者寥寥，唯有《神农本草经》中一句简略记载，及《豳风农记》的“闲笔”。为探究其真，陶弘景亲自下山，走访民间，足迹遍布江南山野。
在浙东一带，他见农夫们常将补骨脂籽与核桃同嚼，问其缘由，农夫答：“秋冬时节，田间风大，吃了这两样，腰不酸，腿不软，能多扛两捆稻子。”陶弘景取来补骨脂籽，细嗅其味，辛香中带着一丝温燥，遂取少许嚼之，片刻后便觉腹中暖意升腾，腰脊间似有气流涌动。他又走访当地医者，见医者用补骨脂与菟丝子配伍，治疗男子“精冷不育”，患者服药半月后，多能得子。陶弘景叹道：“《神农本草经》言其‘固精益髓’，果然不虚，此药不仅能补骨，更能补肾，肾为先天之本，补肾即能补全身。”
回到茅山后，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为补骨脂写下详细注解：“补骨脂，一名破故纸，生蜀川、岭南，其子如豆，色褐，性温，味辛、苦，归肾、脾经。主五劳七伤，风虚冷痛，骨髓伤败，肾冷精流。与杜仲同用，疗腰膝酸痛；与胡桃同用，益精固肾；与艾叶同用，温经散寒。”这是补骨脂首次被系统载入正统本草典籍，陶弘景的注解，既吸纳了民间“补骨”“暖腰”的实践经验，又以中医“肾主骨”“脾肾双补”的理论加以升华，让这株山野草药，终于有了清晰的医理脉络。
二、村落里的“节气方”
唐代贞观年间，长安周边有个“杏林村”，村中医者“李守真”，擅长根据节气调整用药，尤擅用补骨脂调理杂症。他发现，补骨脂的疗效，竟与节气息息相关：立春后，阳气始生，用补骨脂与生姜同煮，可治“春困骨懒”；夏至后，湿气偏重，用补骨脂与茯苓配伍，能除“湿痹骨重”；立秋后，燥气渐起，用补骨脂与麦冬同煎，可疗“燥伤骨津”；冬至后，寒气极盛，用补骨脂与附子同服，能驱“寒凝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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