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
史学方面，在隋朝以前的史书，或由官方撰写，或由民间人士自行撰写。其思想比较自由，质量也佳，但由于不容易采用到史官所藏书籍，通常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593年，隋文帝宣布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自此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虽然官方修史公正性不足，但由于任用专业史臣撰写，由朝廷提供的资料也比较充足，在隋唐以后成为朝廷专门的事业。 [94]
音韵
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切韵》由陆法言执笔编写完成。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韵学与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长孙讷言等八人和陆法言讨论音韵学，一致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南北用韵不同。以前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都有错误。陆法言记录了诸人议论的要旨，于601年写成《切韵》五卷。这部书统一书面的声韵，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是中国最早的音韵书，该语音系统完整的保存在后来的《广韵》、《集韵》等书中。 [96]
目录
目录学方面，隋朝有名的有佛教的《大隋众经目录》，道家的《道经目录》，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与释彦琮所撰的《隋仁寿年内典录》。隋廷收集南、北两朝所存书籍，编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唐朝魏徵就是依此编写出《隋书·经籍志》，成为隋以前着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的地位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相同。 [84]
宗教
河北崇光寺阿弥陀佛大理石像
自南北朝以来，佛、道、儒统称三教，占据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隋文帝主张调和宗教与儒学，采用三教并重的策略 [97]，并容儒教、佛教与道教以相辅治国 [98]。由于国家开放，流行于西亚的祆教也在中国广为流传。
佛教
隋朝炳灵寺菩萨画像
当时主流的佛教派系有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天台宗讲究将“教”、“观”两者发挥到极致并圆融一体，认为法界无相，万物一体。止观是主要修行方式。三论宗因研究《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而着称。主张世间、出世间的万有诸法，是从众多因缘和合而生，是众多因素和条件结合而成的产物 [102]。
隋朝早期佛教进入极盛阶段，这是因为皇帝与佛教的渊源密切。北周武帝灭佛时，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 [99]，所以积极提倡佛法，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佛教一度成为隋朝国教。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即位，招请隐居僧侣出山，号召佛徒“为国行道”，并且听任人民出家。隋文帝还改变后周镇压佛教的政策，诏令全国恢复佛教。听任民众出家，鼓励建造佛像，由官方组织抄写佛教经典保存于寺院。在他当皇帝的二十多年间，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卷，造像躯。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隋文帝崇佛政策的带动下，“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经典如此之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172]隋炀帝时，朝廷对佛教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隋炀帝还向天台宗智者大师受戒，成为佛家弟子 [100]。
隋朝共修建寺塔5000余所，塑造佛像数万，并且翻译数万佛经，使佛经流布多于儒经数百十倍。隋文帝十分崇佛，仅头两次在各州兴建舍利佛塔就有83所之多，其中以大兴善寺最有名 [103]。又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修治旧经四百部。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成立翻经馆及翻经学士，下令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 [104]。
然而皇帝也对佛教严加控制，例如江南区域远离中原，儒家思想的束缚影响较小，思想相对开放自由，故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 [171]隋朝把江南佛教有影响的名士集中起来，以便支配，并下令“沙门致敬王者”。
道教
尽管道教在争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统治阶级对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采取调和态度的，不仅道、佛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与儒学也可以调和。南朝着名道士陶弘景不赞成梁武帝重佛轻道，在所作《茅山长沙馆碑》里却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齐名士张融遗嘱，要家人给他左手拿《孝经》、《老子》，右手拿《小品法华经》。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遗嘱要尸体着道士冠服，上面覆盖大袈裟；明器有车马（汉人旧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门中作法事，道人在左边，道士在右边。他们要求的饰终仪式，正反映对三教的调和思想。隋文帝依据这种传统思想，表示三教并重，实际是重佛轻道尤轻儒。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