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威放下手机，走到窗边，把窗帘重新拉开半幅。阳光已经偏西，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斜长的光带。招待所楼下的院子里安静了许多，只剩下几辆黑色的轿车静静地停在那里，车漆反射着午后刺眼的光。他点开老吴发来的监控截图，把那个神秘维修工的身影又看了一遍。灰蓝色工装，灰色鸭舌帽，右肩略低。这些特征太模糊了，放在凌平市几十万人口里，就像一滴水落进了湖面。但李威相信，任何刻意隐藏的东西，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露出破绽。这个人能躲开大部分摄像头，能避开签到台的登记，能准确知道大礼堂的监控死角的位置，说明他对大礼堂的环境非常熟悉，要么是提前做过功课，要么是曾经在这里工作过。李威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几个关键词，物业、前员工、外包、临时工。他拿起手机，准备给老吴再打一个电话，屏幕却先一步亮了。孙建平打来的。“李书记，人带到了。”孙建平的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音很安静，像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刘志明，我们在媒体中心他的办公室找到的。很配合，没有反抗，也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现在人在候询室，周斌隔壁那间。”“他怎么说？”“什么都没说。”孙建平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困惑，“他说他配合调查，但要求见律师。我们告诉他只是协助调查，不是逮捕，不需要律师。他就闭嘴了，什么都不说。问他什么都说‘等我的律师来了再说’。”李威的眉头皱了起来。一个正常的摄影记者，被警方要求协助调查，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惊慌、困惑、急于解释。但刘志明不是。他很配合，不反抗，不惊慌，但也不解释。他在等律师。这说明他要么知道自己摊上事了，要么有人提前告诉过他，如果有一天警方找上门，什么都别说，等律师。“他的手机呢？”“收了，技术科正在做数据提取。”“有发现吗？”“初步看了一遍，通话记录、短信、社交软件，都很干净。干净得不正常。”孙建平的声音更低，“李书记，一个干了八年时政新闻的摄影记者，微信好友不到一百个人，通话记录里除了工作电话和家里人，几乎没有别的号码。这不正常。做记者的，尤其是跑时政口的，微信好友至少几百个，各种联系人、各种群，不可能这么干净。”李威的手指在窗台上轻轻叩了两下。“有两种可能。第一，他有两部手机，交给我们的是工作机，生活机藏起来了。第二，他定期清理记录，把所有可能出问题的痕迹都抹掉了，不管是哪种可能，都说明他心里有鬼。”“我也是这么想的。”孙建平说，“我已经让人去他家了，看看能不能找到第二部手机。”“古城镇那边呢？派人去了吗？”“派了。朱局亲自带人去的，走的省道，大概一个小时能到。他说到了之后先外围观察，不急着进村，免得打草惊蛇。”“让朱武小心点。古城镇那种地方，村里都是沾亲带故的，外人一进去，整个村子都会知道。如果刘志明的老家真的有问题，他们有的是办法在警察进村之前把东西转移走。”“明白，我跟朱局说了。”李威挂了电话，转身回到桌前。他重新打开刘志明的朋友圈，把那条“回家”的动态又看了一遍。定位是古城镇，但具体是哪个村，没有标出来。照片里的那片农田，麦浪翻滚，远处能看到几排农舍的红瓦屋顶。没有标志性建筑，没有路牌，光凭一张照片很难确定具体位置。他又翻到那张老房子的照片。青砖灰瓦，大槐树，开裂的水泥地面，墙角生锈的农具。李威把照片放大，一格一格地看。大槐树的树干上刻着几个字，模糊不清，但隐约能看出是一个心形，里面有两个名字。树冠遮住了半个院子，在地上投下一大片阴影。院子的角落里，有一个用塑料布盖着的东西，看不出是什么，但体积不小，大概有一米多高。他用截屏工具把这个角落圈了出来，发给了老吴：老吴，这张照片院子角落里的东西，能看清是什么吗？发完之后，他又打开了刘志明的工作履历。凌平市媒体中心，摄影记者，八年。八年里，刘志明拍过无数次会议、无数次活动、无数次领导调研。他手里的相机，记录过这座城市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普通人很难拥有的东西，媒体通行证，有了这个就可以自由出入各种会议场所，接触各级领导干部，进入各类敏感区域。这些东西，对于一个需要踩点、需要收集情报的人来说，绝对是无价之宝，同样会成为不法之徒盯紧的目标。李威的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刘志明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节点，一个连接着情报收集者和行动执行者的节点。他负责拍照，负责踩点，负责把大礼堂的内部结构摸清楚。但他不是一个人在工作，他背后还有人。那个冒充维修工的神秘人，可能就是他的同伙，也可能就是他的上线。两个人在同一次活动期间进入大礼堂，一个明，一个暗。明面上的人负责拍照，吸引注意力，暗地里的人负责更细致的观察，记录那些照片拍不到的细节。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两个人之间一定有联系。李威立刻拨了老吴的电话。“老吴，把刘志明和那个神秘维修工的监控时间线做一下比对。看他们在大礼堂里出现的时间有没有重叠，有没有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区域。”“好，我马上做。”老吴顿了一下，“李书记，还有个情况。那个神秘维修工的面部识别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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