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从未见过这样的女子。
起初只是窃窃私语，在里亚尔托桥的鱼市上，在圣马可广场的鸽群中，在运河两岸晾晒衣衫的妇人之间。
她们说孔塔里尼家来了两个东方女人，黑发如漆，黑眼如墨，皮肤白得像穆拉诺岛新出窑的瓷器。
她们说那个穿红衣服的，在大议会厅里掏出一件会喷火的铜管，把总督大人的水晶吊灯打得粉碎，碎片溅了一地，吓得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昂的老爷们抱头鼠窜。
后来流言变了样子。
面包店的老板娘信誓旦旦地说，她在圣乔凡尼保罗大教堂的弥撒上见过那个红衣女子，她不信上帝，却捐了整整一百枚金币，每一枚都印着不认识的字，金灿灿的能把人的眼睛晃瞎。
绸缎庄的伙计赌咒发誓，说那女子买走了店里最贵的十匹丝绸，连价都不还，只是随手摸了摸料子，便微微摇了摇头，那意思是：也就这样吧。
再后来，流言开始发酵、变质、长出翅膀，飞遍威尼斯的每一条水道。
有人说她们是东方大华的公主，那个帝国大得能从威尼斯走到君士坦丁堡再走回来，人口比整个西方加起来还多。
有人说她们是来和威尼斯联姻的，要嫁给总督的儿子，或者元老院的长老，或者随便哪个幸运的男人，反正谁娶了她们，谁就能得到整个东方的财富。
还有人说她们其实是魔鬼的使者，那件会喷火的铜管就是证据，她们来威尼斯是为了迷惑男人的心，把他们的灵魂卖给地狱。
但不管流言怎么变，有一点是所有人都承认的：那个穿红衣服的，叫蒲徽岚的女人，美得不像话。
那种美不是威尼斯男人习惯的美。
不是金发碧眼的明媚，不是丰乳肥臀的张扬，不是圣母像上那种温柔圣洁的慈爱。
她的美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劲儿，像亚得里亚海冬天最冷的那阵风，能穿透你的天鹅绒袍子，钻进你的骨头缝里，让你打一个激灵，却又不舍得躲开。
她出现在哪里，哪里的目光就跟到哪里。
圣马可广场上，她穿着石榴红的云缎裙从总督府门前走过，正在换岗的卫兵们齐齐愣住，领队的马可喊了三遍“立正”都没人听见。
里亚尔托桥的市场上，她弯腰看一个摊位上的玻璃珠，摊主激动得把价格说错了三遍，最后干脆把整个摊位送给她，她只是笑了笑，摇了摇头，转身离去，那摊主站在原地愣了一刻钟，然后开始收拾摊位，说要关了店去东方找她。
但这七天里，她出现在最多的地方，是威尼斯八大家族的酒会上。
丹多洛家族的乔迁宴上，她去了，穿着一身月白色的窄袖衫，配着石榴红的披帛，站在一群穿着天鹅绒和锦缎的威尼斯贵妇中间，像雪地里开出的一朵红花。
那些贵妇们起初用扇子遮着嘴，偷偷打量她，窃窃私语。
她只是微微笑着，端着酒杯，用半生不熟的拉丁语和身边的男人说话。
过了半个时辰，那些贵妇们的扇子放下了，围了过来，开始问她东方的胭脂怎么调，东方的丝绸怎么保养，东方的男人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那样温柔多情。
莫罗西尼家族的舞会，她去了，穿了一身水红色的长裙，裙摆上绣着银色的缠枝莲，每走一步，那银色的花纹便在烛光中流动，像是活了过来。
她和莫罗西尼家的长子跳了一支舞，那年轻人跳完之后站在原地，傻笑了整整一支曲子的时间，被他父亲一巴掌拍醒。
后来他追到孔塔里尼城堡门口，跪在雨地里求见，被莱恩·孔塔里尼派人抬着扔进了运河。
科尔纳家族的晚宴，她也去了。
那是唯一一次她遇到冷遇的场合。
彼得·科尔纳那个老东西还记得大议会厅里的羞辱，全程板着脸，不跟她说话，也不让家人跟她说话。
她就那么端着酒杯，站在大厅角落里，一个人，孤零零的，却站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
过了半个时辰，科尔纳家的小女儿悄悄溜过去，问她东方的香水怎么调。又过了半个时辰，科尔纳家的二儿子也过去了，问她东方的剑术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那样神鬼莫测。
晚宴结束的时候，彼得·科尔纳的脸已经黑得像锅底，但他的三个孩子都围在那个红衣女子身边，依依不舍地送她上马车。
格里马尼家族的酒会，她当然也去了。
那是教皇家族的酒会，办得最是奢华，也最是虚伪。
法比奥·格里马尼全程端着温和的笑容，说着滴水不漏的话，但眼睛里的寒意能冻死一头牛。
蒲徽岚却像完全感觉不到似的，笑得比谁都灿烂，喝得比谁都尽兴，跳得比谁都欢快。
也就是在那场酒会上，凯撒·格里马尼第一次正式向她献殷勤。
他送了她一束花。
十二月的威尼斯，万物萧索，凯撒却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束红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