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廓勾画人的内心的手法。像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一幅幅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状况的写意画跃然纸上，让人有一种吃巧克力的味道：越嚼越浓烈。’

    诚哉斯言。

    于是乎，《无主题变奏》便给了一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是假大空高大全拼命装腔作势也给不了的感觉，江弦没有用说教而是用年轻人对世界的感知给予了我们一种切身的体会，主人公对诗人‘现在时’的调侃、对作协老头子们的嘲讽和与老Q无疾而终的爱情，以及对自己最冷酷最幽默的自嘲，像贝多芬交响曲戛然而止的音符颤抖在字里行间。”

    除了雷达，文艺界地位举足轻重的阎纲也撰文《文学中的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

    “现代社会过着的是一个散文的生活，而非史诗的生活，这是一个平庸之世。

    然而平庸不代表庸俗，尽管在平庸之世会有种种庸俗的行为出现。

    一个人过着平庸平淡不被激情搅扰的生活，并没有需要恐惧的地方，只要不侵犯到他人的正当权益，人的平庸化其实是在慎思之后，收敛自己拳脚，放弃不切实际的激情，安安静静一个人自顾自美丽的生活。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我们没有经过理性来思考我们过的生活到底好不好，就盲目追随其他人的生活，这就是庸俗”

    在高度评价过这篇以后，阎纲又提到了《围城》这篇。

    他觉得《无主题变奏》之中嬉笑怒骂的“我”愤世嫉俗，笑骂种种市侩，附庸风雅的行为，非常像钱钟书的《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

    只是方鸿渐最终也将自己给绕进围城当中，而“我”似乎还看不出迹象。

    《围城》最初在40年代开始连载，当时在上海、香港曾经有人发表评论，不过解放以后，社会文化和文学都发生天翻地覆地变化，《围城》这样风格的作品，几乎没人问津。

    所以别看钱钟书和《围城》这部在后世声名斐然。

    其实在现在，钱钟书和《围城》在大陆仍旧是默默无声。

    但近些年，这部忽然在世界产生了影响，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香港那边儿不断盗印。

    国外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把《围城》看作是中国现代最优秀的作品，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阎纲提到《围城》，这两个字对很多人来说都还很陌生。

    这部真正再次翻红，还要等到电视剧《围城》的播出。

    而在提到《围城》之后，阎纲又提到了一个困扰了中国作家一个世纪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