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拿着民间企业生产的部分假冒伪劣产品为例，大肆抨击，强烈要求江浙沪布政司对这些民间企业进行严厉打击。
他们与朝堂上某些人遥相呼应，给杨令德等江浙沪主政官员，带来极大的压力。
杨令德等人肯定是支持民间企业发展的，因为这些民间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税收，让三地经济蓬勃发展。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三地经济发展得好，缴纳的税收高，三地主政官的政治影响力就会水涨船高。
这一点杨令德等人心知肚明，怎么可能自剪羽翼。
有他们一力扛住，还有调回京师的蔡茂春、汪道昆等原三地主政官员的支持，风声雨声虽然大，但是没有影响到三地的经济运行。
现在听到朱翊钧把这个话题摆在桌面上，心里十分忐忑，想知道皇上的态度。
虽然他们知道，皇上多半会支持，但靴子没有落定，御口没有说出来，大家心里都不安定。
朱翊钧继续说。
“这些人很有意思，以前上疏，说朝廷干涉工商，增开商税，是与民争利，要朝廷无为而治。
现在民间企业蓬勃发展，他们又上疏说是乱政，要求朝廷严加管制，避免祸害百姓。
鬼是他们，人也是他们，一张嘴巴不同的时期，怎么说出截然不同的话？
朕很奇怪，后来想明白。
此前那些工商跟他们关系密切，是他们钱袋子，所以朝廷开商税就是与民争利，只不过那个民，不是我们想的老百姓，而是他们。
现在这些蓬勃发展的民间企业，跟他们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所以说造劣贩假，危害百姓，要求朝廷禁绝。”
朱翊钧感叹道，“所以说，屁股坐在哪里，就会说什么样的话。
朕看这些所谓名士大儒，为什么会被万历年以来的滚滚时代大潮远远抛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屁股坐得不正。
他们从来不会关心普通百姓，不会去感同身受民族苦难和人间疾苦。
他们只爱自己，只爱自己家族。
只要自己能够荣华富贵，自己家族能传嗣千秋百世，江山社稷算什么？神州陆沉算什么吗？改朝换代又算什么？”
朱翊钧的语气变得日渐严厉。
“国朝初立，太祖皇帝遍邀江南名士大儒，参与驱逐鞑虏、光复中国之神圣使命，而后又邀请他们参与建设大明，恢复民生大计。
这些名士大儒大部分傲然拒绝，还写诗撰文追忆前元朝廷恩德，以明心志。
什么‘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亦。’
甚至到现在，还有人在私印的小册子里暗戳戳地说，前元取民最轻！
暴元有什么恩德好追忆的？
《元典章》规定，蒙古人杀死汉人南人，只需杖刑五十七下，付给死者家属烧埋银子即可；反之殴死蒙古人，则要处以死刑，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
至元三年（1337年）四月，前元颁布朝令，禁汉人、南人不得持寸铁
种种法规章程，暴元把汉人和南人视为猪狗，偏偏这些江南名士大儒还要追忆歌颂前朝恩德，不愿出山为大明和社稷出力，为何？”
众臣面面相觑。
他们只是知道有这些事，还真没研究为什么会这样。
“前元在中原和江南实行包税制，蒙古人规定每年某地征收多少赋税，然后把该地赋税包给中原地方豪强，以及江南世家。
足额缴纳后，豪强和世家向百姓再征收多少，蒙古人不管了。
于是这些豪强世家，横征暴敛，肆无忌惮。
他们荣华富贵，百姓们却真的猪狗不如。
不管他们向百姓征收了多少钱粮，蒙古人都只要他们缴纳前宋不到一半的赋税，于是他们感恩戴德，衷心歌颂。
太祖挥师北伐，在中原、山东、河北等地对抗王师的暴元主力，多是这些地方豪强的武装。
在江南，这些自诩高洁的世家名士们，洋洋得意地写诗作文，追忆暴元恩德！
什么‘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元贞大德乾元象，宏文开，寰世广。’
真是恬不知耻！
朕当时读到这些文字时，忍不住想，世上怎么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后来从他们另一句文字里，看到了玄机。
‘生乎阀阅之门，奋乎熙洽之辰。’
他们这些民族的败类，因为出于阀阅之门，所以才会感叹，这段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危难时期，是他们的熙洽之辰！”
朱翊钧不客气地大声怒斥，会场为之一肃。
众人心里无不为之一凛，部分心眼转得快的人恍如大悟。
为什么皇上随员里，除了专司农业、经济建设和工业计划孺东公、潘凤梧和胡如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