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深知边防的重要性，他不仅关注军事胜利，更注重军饷的筹措。在他的支持下，毛文龙的东江镇逐渐壮大，成为了抵御后金的重要力量。袁可立曾言：“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他认可毛文龙的战功，并为其请赏请恤，力图稳定军心。
然而，袁可立对毛文龙的支持并非毫无原则。当毛文龙报告取得“乃满浦、昌城之捷”时，声称敌军伤亡惨重，袁可立对此表示怀疑，要求核实战报的真实性。这引起了毛文龙的不满，他唆使言官对袁可立进行弹劾，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袁可立在核查过程中发现，毛文龙的部分战报确实存在夸大之处，但考虑到整体战局，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既不完全否认也不全盘接受。
袁可立与毛文龙的关系，反映了明末复杂的党争与军政局势。袁可立的立场，一方面要支持毛文龙对抗外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权力过度膨胀，以免失控。在袁可立的节制下，毛文龙虽然多次获得升迁，但也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压力。不幸的是，袁可立因党争被迫离职，毛文龙失去了最有力的盟友与制约者。
袁可立离职后，毛文龙的权力日益膨胀，最终导致其被袁崇焕矫诏杀害。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毛文龙的命运，也对明廷的边防造成了重大打击。失去了袁可立的节制，东江镇的军力逐渐衰弱，最终爆发了登莱兵变，袁可立的防务体系彻底崩溃。袁可立本人也在心力交瘁中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十四、驭兵多方略 杯酒释兵权
天启三年（1623年），正值元宵佳节，登州城内灯火辉煌，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然而，一封紧急军报打破了这份宁静。兵部传来消息，称山东巡抚赵彦根据潍县县令的报告，要求袁可立立即派遣大军平叛。据县令所述，驻防潍县的李性忠和张尔心部有发动兵变的迹象，此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令登州上下一片哗然。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袁可立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智慧和冷静判断。他并未盲目响应兵部和山东巡抚的紧急征召，而是先派遣心腹密探，暗中联系总兵沈有容，寻求对李性忠和张尔心的最新情报。沈有容作为招募和训练这两员辽将的直接负责人，对他们的忠诚和性格有着深入的了解。
沈有容回复，确认李性忠和张尔心对大明忠心耿耿，兵变传言源于军需物资供应上的误会和摩擦，而非真正的叛乱意图。袁可立听取了沈有容的意见，决定采取更为审慎和智慧的措施来化解这场潜在的危机。
午夜时分，正当元宵灯酒会热闹非凡，袁可立命令快马加鞭，以犒劳将士为名，向李性忠和张尔心送去美酒佳肴。与此同时，他委派使者携带令牌，象征性地解除了二将的兵权，这一举动既是预防措施，也是对二人的一种安抚。袁可立向二将保证，只要保持忠诚，兵权将在适当时候恢复，并承诺解决物资供应的问题，消除军民间的误会。
这一策略收到了奇效，李性忠和张尔心的部下得知消息后，感佩袁可立的睿智和宽容，原本紧张的气氛瞬间缓和。将士们对袁可立的宽宏大量表达了感激之情，纷纷表示将继续效忠大明，服从指挥。这一突发事件得以和平解决，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也维护了登莱水师的稳定和军心。
袁可立处理此事的方式，充分展现了他作为军事领导者的智慧和远见。他没有选择武力镇压，而是通过沟通和安抚，化解了潜在的危机，赢得了军民的尊敬和支持。这次“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成为了袁可立军事生涯中的佳话，不仅展示了他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也体现了其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领导哲学。
十五、朝鲜起祸变 声罪劝济师
天启三年（1623年），朝鲜国内发生政变，国王李珲被其侄李倧篡位，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东亚地区。袁可立，作为明王朝的边疆重臣，对此事反应强烈，他指出废立君主乃朝鲜二百年未有之变，对这一违背传统秩序的行为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在他看来，君臣之分不容颠倒，即便李珲有失德行，也应由大妃上奏，等待中国干预更替，而非臣子擅自篡夺。
袁可立上疏明廷，主张对李倧声罪致讨，以维护王纲。但考虑到当时明与后金正处战时，朝鲜作为盟友的地位尤为重要，袁可立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展现出外交上的灵活性。他建议在军事压力之下，允许李倧暂时维持现状，以换取朝鲜在抗金斗争中的支持。
同年六月，朝鲜派遣使团访问登州，试图获得明廷的正式册封，袁可立在接待中展现出了大明的威仪。然而，面对朝鲜的请求，袁可立再次向明廷提出建议，强调朝鲜内部的叛乱破坏了封疆的稳定，明廷应遣使宣赦，命令朝鲜臣民讨伐逆贼，恢复原君主的权力。如果李倧确为民众所拥戴，也应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