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倭警相倾轧 明察辨秋毫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正值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际，倭寇频繁出没，苏州府推官袁可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涉及地方望族的冤案悄然上演，史称“乙未事”。
无锡望族秦梁之子秦灯、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以及云间乔一琦，三人皆有才情，分别擅长文学、辩论与武术。壬辰（1592年）、癸巳（1593年）年间，他们响应抗倭保家的号召，招募乡兵。然而，一个名为赵州平的恶少混入其中，与地方富豪结怨，导致三人被诬告谋反。仇家指控他们在酒楼内以“朕”自称，意图聚众谋叛，这一严重指控震惊了朝廷。
福建巡抚许敬庵与应天巡抚朱弘谟对此反应激烈，后者好大喜功，迅速将三人定罪。万历皇帝得知此事，疑虑重重，命令三司会审，但朱弘谟担忧自身仕途，抢先判决，秦灯被判斩首，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则被发配南汇所充军。
就在三人即将行刑之际，袁可立察觉到案件的疑点，不顾巡抚的阻挠，请求暂缓执行，甚至以自己的官位作保。经过袁可立的深入调查，他发现指控纯属捏造，所谓的“称‘朕’”只是王士骕的家丁讲述历史故事时的玩笑，秦灯出于戏谑随口附和。最终，袁可立证实了三人的清白。
然而，尽管真相大白，秦灯与王士骕已不幸死于狱中。当乔一琦被从死牢中解救出来时，天空无云却雷声轰鸣，这一异象被吴中百姓视为“雷鸣案”，认为是上天对冤案的昭示。
幸存的乔一琦于万历三十一年投身军旅，决心以战功洗刷前耻。然而，在明金萨尔浒战役中，他英勇牺牲，与四十二名部下一同殉国，被追封忠义，祭祀于忠义祠。袁可立在这一事件中的明察秋毫，不仅挽救了无辜者的生命，也体现了他坚守正义、勇于担当的精神。
六、抗旨斩弄臣 万民呼青天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袁可立因其卓越的政绩受到吏部尚书孙丕扬的推荐，被提升为给事中，并受到万历皇帝的特别召见。在苏州，面对权倾一时的吏科都给事中林材，袁可立展现出刚直不阿的性格，拒绝行跪拜大礼，仅施以长揖，此举触怒林材，引发一系列针对他的报复。袁可立凭借其威信平息了驻军的不满情绪，随后赴任山西道监察御史。
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袁可立受命巡视京都西城，其间揭露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一名深受皇帝宠爱的弄臣，倚仗权势，竟在京城当街行凶杀人，而朝中百官因惧怕其背后的势力，无人敢出面干预。面对此不公，袁可立挺身而出，依法将弄臣重刑抵罪，将其罪行公开于众，彰显了法律的尊严。
当权臣试图以金钱贿赂袁可立时，他断然拒绝，坚定表示：“杀人者死，乃朝廷法度，即使弄臣亦不可例外。吾只知有法，不知有弄臣。”这种凛然正气令众阉人恨之入骨。然而，万历帝闻讯后，试图以中旨赦免弄臣，这无疑是对袁可立权威的直接挑战。袁可立不畏皇威，毅然抗旨，坚持将弄臣绳之以法，赢得了“真御史”的美誉。
袁可立的铁面无私不仅体现在对弄臣的惩处上，他还敢于向皇亲国戚和朝中大臣的不法行为发起挑战。在他的严格执法之下，即便是权高位重之人也不敢轻举妄动，整个京城风气为之肃然。百姓感念袁可立的公正与勇敢，尊称他为“袁青天”。
七、雷震景德门 建言罢官籍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袁可立作为御史，面对朝政腐败与国事日非，勇敢地站出来，连续上疏针砭时弊。五月初九，他请求恢复被贬黜官员的职务，呼吁朝廷不应一味打压直言之臣，否则国家大事将无人敢言。这一言论触及皇帝敏感神经，导致他被剥夺一年俸禄。
同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被视为上天对朝政失序的警示。袁可立再次挺身而出，指责皇帝疏于朝政，后宫弄权，朝纲废弛。他指出国家面临西虏挑衅、播酋负隅顽抗、倭患未消、中原灾荒频发的严峻局面，直接批评皇帝怠于朝政，赏罚失当，是非颠倒，贤愚不分，使忠臣含冤，直臣抱愤。这份大胆的谏言激怒了皇帝，也得罪了次辅沈一贯，最终导致袁可立被降级外放，甚至一度被革职为民，沉冤长达二十六年之久。
袁可立被削职后，淡定离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并未表现出丝毫慌乱。回到家乡后，他并未放弃为官的理想，而是选择与文友结社，教化地方，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帮助减轻百姓负担，甚至亲自测量田亩，厘清赋税，展现出其深厚的民本思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可立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力主大修睢郡城池，使之成为坚固的防御工事。这项工程在二十年后的崇祯八年发挥了关键作用，保护了睢城免遭敌袭，保全了一郡生灵。此外，他还为减轻百姓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