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王琼案等重大事务上，杨廷和坚持原则，尽管外界有对其独断的质疑，但他坚信年轻的世宗能够理解并支持其为国家长远考虑的决策。他不断劝勉世宗遵循祖训，重视教育，勤政爱民，严明赏罚，这些劝谏多被采纳，体现了杨廷和作为首辅的深远影响力和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
七、大礼议之争
明武宗去世后，杨廷和在遗诏中的措辞及对新帝朱厚熜即位礼仪的安排，引发了历史上着名的“大礼议”争议，这场辩论围绕着朱厚熜应如何称呼其生父母及已故的孝宗皇帝，直接考验着杨廷和的政治智慧与立场。
杨廷和最初提出的方案遵循《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主张朱厚熜应作为孝宗的继承人即位，而非简单地作为孝宗的儿子，这意味着他应称孝宗为皇考，而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则应有别样的尊称。然而，朱厚熜对此并不满意，坚持认为自己是直接继承皇位，而非过继给孝宗，因此希望尊其生父母为皇帝、皇后。这一立场与杨廷和及多数朝臣的观点相悖。
杨廷和在争论中，多次援引儒家经典及前朝案例，如汉宣帝与光武帝的例子，强调古代帝王在类似情况下对礼法的遵循，坚持应以国家大义为重，不应过分强调私情。他与蒋冕、毛纪等重臣多次 上 疏 ，试图说服朱厚熜，但朱厚熜态度强硬，双方僵持不下。在此期间，杨廷和展现了极大的坚持与原则性，多次退回朱厚熜的亲笔手诏，上奏近三十篇，表明立场，甚至请求辞去官职，以示决心。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双方达成妥协。嘉靖元年，朱厚熜下诏，尊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而兴献王及其妃则被称为本生父母，但不赋予皇帝、皇后之名号。这一结果反映了杨廷和在维护礼法与皇权正当性方面的努力，尽管未能完全遵循个人初衷，但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皇权与传统礼法的关系，避免了更大的政治动荡。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件中杨廷和的坚决态度，虽赢得了部分朝臣的支持，但也逐渐失去了皇帝的信任。朱厚熜身边的一些近臣开始指责杨廷和“越礼”，导致了皇帝对他的不满加深。尽管在评定辅立新君的功绩时，朱厚熜试图通过封赏来安抚杨廷和，但杨廷和的多次辞谢，进一步显现了他不图个人功名、坚持原则的个性。
八、求退归乡
在嘉靖三年，杨廷和与明世宗朱厚熜之间关于兴献王尊号的争议达到高潮，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杨廷和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深刻影响了明代中期的政治格局。杨廷和因坚持礼法原则与维护皇统正统性的立场，与世宗在“大礼议”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剧，最终促使他做出了求退归乡的决定。
杨廷和深知，他与皇帝之间的矛盾已难以调和，特别是关于世宗生父兴献王尊号的问题，触及了皇权、宗法与儒家礼制的根本，他多次上书请求退休，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与不平。在“大礼议”中，杨廷和坚持认为应尊孝宗为皇考，而世宗则希望尊其生父为皇考，这不仅是对皇统的认定问题，更关乎皇权的合法性与正统观。双方的僵持，不仅在朝堂上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也深深触动了杨廷和作为臣子的忠诚与为国忧虑之心。
最终，嘉靖三年正月，世宗同意了杨廷和的退休请求，但并未给予其体面的告别。在批准其去职的同时，世宗还指责杨廷和在处理“大礼议”时有违为臣之道，认为其不应因意见不合而归咎于君。尽管如此，世宗仍按照惯例给予了杨廷和一定的待遇，包括车马、钱粮和护卫，以及对他的子嗣的荫封，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这位曾经重臣的尊重与顾念。
杨廷和的离去并未平息朝堂的波澜，反而激化了“大礼议”的争议。杨廷和之子杨慎及众多大臣对世宗欲尊兴献王为皇考的决定不满，集体在左顺门外请愿，场面一度失控，最终导致了杨慎等人的被杖责与流放。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杨廷和家族对礼法的坚守，也暴露了朝廷内部深刻的分歧。
随后，杨廷和及其家族遭受了进一步的牵连。王邦奇的诬告，将杨廷和次子杨惇、女婿金承勋、同乡叶桂章以及彭冲等人卷入政治漩涡，他们被指控相互勾结，虽然最终查无实据而获释，但这一系列事件无疑对杨廷和及其家族造成了沉重打击，也标志着杨廷和的政治影响力和声望在晚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贬抑。
九、晚年
嘉靖年间，随着《明伦大典》的编纂完成，明世宗对过去“大礼议”中异议大臣的清算达到了顶点，杨廷和作为主要反对者，被定为“罪魁”，其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抹亮色也随之黯淡。世宗以一纸诏书，彻底剥夺了杨廷和的所有官职，将其贬为平民，这不仅是对杨廷和个人的否定，也是对他在政治上坚持原则与立场的严厉惩罚。
然而，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