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到吏部左侍郎的职位，徐溥掌握了官员选任的大权，他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大力提拔贤能之士，打击贪污腐败，极大地改善了官场风气。他的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行政效率，也赢得了广大官员和民众的广泛支持，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四、首辅之路与政绩斐然
成化二十三年，徐溥晋升礼部尚书，并兼职文渊阁大学士，这标志着他正式迈入了明朝权力的最高层——内阁。内阁作为皇帝最重要的顾问团体，其成员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徐溥的加入，为内阁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智慧。他在文渊阁的岁月里，不仅参与了大量国家重要决策的讨论与制定，还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行政经验，成为皇帝倚重的重要智囊。
到了弘治五年，徐溥接替刘吉，成为了内阁首辅，这一职位的获得，不仅是对其过去政绩的肯定，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期望落在了他的肩上。作为首辅，徐溥不仅要协调内阁内部的决策，还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向皇帝提供关键性的建议。他与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同僚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个高效、和谐的领导团队，被后世称为“弘治四杰”。
在徐溥的领导下，一系列旨在强化国家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的改革措施得以实施。他深知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特别重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在科举制度上，徐溥推动了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改革，强调实际能力和品德的考察，力求选拔出既有学识又有德行的官员，这为明朝中后期的官僚队伍增添了更多清廉有为之士。
在整顿吏治方面，徐溥采取了铁腕手段，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提高行政效率。他强调“法治与教化并重”，在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时，也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力求在国家层面营造出一个既讲规则又重道德的氛围。这一系列措施有效遏制了官场的不良风气，使得弘治年间的政治环境相对清明，百姓生活得到一定改善。
徐溥还积极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如减轻赋税、鼓励农业发展、兴修水利等，这些举措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稳定基础。
五、人格魅力与政治理念
徐溥的人格魅力和政治理念，是其政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独特形象。徐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的人格特质与政治实践，无不体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尤其是他对“仁政”和“礼治”的坚守，使他在那个时代显得尤为独特和珍贵。
徐溥性情凝重，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外的庄重持重，更体现在他对内在道德修养的不懈追求。他深知“政者，正也”，认为为政者首先应是道德的楷模，故而生活中处处以身作则，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保持着一致的严谨与自律。与此同时，他并不拘泥于形式上的严苛，而是以一种温和而富有同情心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这种温情与包容，让他在威严中不失亲和力，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和尊敬。
在政务处理上，徐溥的严谨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体现了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他坚持原则，对于触犯律法的行为绝不姑息，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又能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尽量采取教育和引导的方式，而不是一味地惩处。这种做法，既维护了法制的权威，又保护了那些因一时疏忽或情有可原的官员，避免了官场的过度紧张和对立，营造了一种既有规矩又有人情味的工作氛围。这样的管理方式，促进了官僚系统的健康运行，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也激发了官员们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
徐溥的政治理念中，“镇以安静，务守成法”是其核心之一。他认识到，在国家治理中，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而守正则是一切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基石。在弘治年间，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挑战，徐溥主张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及对既有制度的维护和完善，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反对盲目求新求变，认为只有在尊重传统、维护秩序的基础上进行适度改革，才是国家前进的正确路径。这种理念，对于防止社会动荡，确保弘治年间政治局面的相对平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归隐与身后荣光
在长期的政务操劳与勤勉付出中，徐溥的身体状况逐渐显露出了难以承受之重。作为内阁首辅，他不仅需要处理繁重的国家事务，还要兼顾各种紧急情况和复杂决策，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最终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别是在弘治十一年（1498年），他的眼疾日益严重，这不仅影响了他的日常工作，也成为了他身体状况的一个警钟。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溥深感自己已无法继续承担起内阁首辅的重任，出于对国家负责的态度，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请求致仕归乡，希望借此机会调养身体，同时也为年轻一代让出空间，让更有活力的官员继续引领国家前行。
徐溥的离任，对朝廷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对于他个人而言，或许是一种解脱。回到故乡的他，虽然身体状况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