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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建立后，王敦凭借拥立之功，历任大将军、荆州牧等职，手握重兵，逐渐变得骄横跋扈。
他不满王导在朝廷中的主导地位，更对晋元帝的皇权构成威胁，遂于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以“清君侧”为名，从荆州起兵反叛，攻打建康。
王敦之乱爆发后，东晋朝廷陷入恐慌。
晋元帝急忙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率军抵御王敦。
此时的王导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王敦是他的从兄，二人自幼一同长大，情谊深厚；另一方面，王敦的反叛危及东晋王朝的存亡，他作为辅政大臣，必须扞卫皇权。
最终，王导以大局为重，坚定地站在朝廷一边。
他先是率领琅琊王氏子弟跪在宫门前请罪，表明自己与王敦划清界限的决心，赢得了晋元帝的信任；随后，他积极调配兵力，安抚民心，组织防御，成功阻止了王敦的进攻。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晋元帝病逝，晋明帝司马绍即位。
王敦趁机再次起兵反叛，不久后病逝于军中，其部众随后被平定。
王敦之乱的平定，不仅巩固了东晋的政权，更彰显了王导的政治智慧与担当。
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王导既严惩了王敦的党羽，又保全了琅琊王氏的家族利益，避免了因王敦叛乱而导致家族覆灭的命运。
晋明帝即位后，王导继续担任宰相，辅佐明帝治理国家。
明帝在位期间，重视农业生产，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东晋的国力有所恢复。
王导始终坚持“宽和”的治国理念，反对严刑峻法，主张以德行教化百姓。
他还积极协调各方势力，化解士族之间的矛盾，维护了朝廷的稳定。
太宁三年（公元325年），晋明帝病逝，晋成帝司马衍即位，年仅五岁，由太后庾文君临朝听政。
庾文君是庾亮的妹妹，庾亮凭借外戚身份，逐渐掌握了朝廷大权。
庾亮为人刚愎自用，试图削弱地方藩镇的势力，引发了苏峻、祖约之乱。
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苏峻、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起兵反叛，攻占建康。
在叛乱中，王导始终坚守岗位，劝说苏峻、祖约不要伤害晋成帝，保护了皇室的安全。
随后，他暗中联络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等地方实力派，共同起兵讨伐苏峻、祖约。
咸和四年（公元329年），苏峻、祖约之乱被平定，东晋王朝再次转危为安。
在平定苏峻、祖约之乱后，王导重新执掌朝政。
他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更加注重平衡各方势力，避免外戚与藩镇势力过度膨胀。
他还积极推行改革，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鼓励农业生产，使东晋的社会经济逐渐恢复。
在他的辅佐下，晋成帝时期的东晋王朝虽然仍面临诸多挑战，但总体上保持了稳定。
王导的治国理念核心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这一理念源于他对魏晋时期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西晋末年的战乱导致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人心惶惶；东晋建立后，政权根基不稳，士族之间矛盾重重，若推行激进的改革或严刑峻法，必然会引发更大的动荡。
因此，王导主张采取温和、稳健的政策，通过安抚民心、协调各方势力，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在经济上，王导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
在政治上，他坚持“兼容并蓄”的原则，团结北方士族与江东士族，形成了共同执政的格局。
在文化上，他重视教育，推崇儒学，同时也尊重玄学思想，鼓励文化交流与创新，使江南地区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
王导对东晋王朝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他不仅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王朝，奠定了王朝的根基，更在多次叛乱中力挽狂澜，维系了王朝的存续。
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为东晋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此外，王导还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
在他的主导下，琅琊王氏与司马氏皇室共同执掌政权，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这种门阀政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但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了各方势力，稳定了政权。
此后，东晋王朝的政治格局始终以门阀政治为核心，直到南朝时期，门阀政治才逐渐衰落。
王导的历史评价历来存在争议。
有人称赞他是“江左管夷吾”，认为他凭借过人的政治智慧与担当，挽救了东晋王朝，为江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