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地稳定了苏峻之乱后的政局。

    在叛乱平定后，他重用王导等贤臣，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让饱受战乱之苦的江南地区逐渐恢复生机，史称“咸康之治”，这是东晋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稳定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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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他重视文化教育和礼仪制度的建设，修复太学，征召名儒，完善礼仪规范，促进了中原文化在江南的传承和发展，增强了东晋王朝的正统性和凝聚力。

    此外，他在外交和军事方面采取了谨慎的策略，既加强了边境防御，抵御了北方胡族的侵扰，又避免了因贸然北伐而导致的国力损耗，为东晋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

    然而，司马衍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他的性情太过柔顺温和了些，以至于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显得优柔寡断、拖泥带水一般，完全没有那种杀伐决断的魄力跟勇气。

    尤其是当遇到那些手握重权却又野心勃勃的大臣们把持朝政以及皇族内部争权夺利这种棘手情况之时，更是如此——通常情况下都会选择用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应对，通过不断地向各方势力让步来换取一时之间表面上的和平共处，但实际上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在，也无法让皇帝手中掌握的权力得到实质性的增强。

    正是因为这样长期以往下去，才会使得整个东晋王朝一直都处于一个相对混乱且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而那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 这种独特的政治局面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发生任何根本性的转变了。

    此外，他晚年打破嫡长子继承制，立弟弟司马岳为太子，虽然是出于对王朝稳定的考虑，但也引发了宗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为他身后的政局动荡埋下了隐患。

    总体而言，晋成帝司马衍虽无经天纬地之才、匡扶社稷之功，然亦不失为一称职之守成之主。

    值东晋朝局最为困窘之际，彼年方稚幼，却毅然肩负起治世安民之大任，于权臣威压之下，竭力维系江南一隅之安稳局面，实乃难能可贵！

    其所作所为，不仅确保东晋政权得以存续，更为后世子孙开创基业奠定坚实根基。

    观其一生，恰似那乱世之中众多帝王之写照：身逢乱世，身不由己；然身负重任，义不容辞。

    至于其功绩与过失，孰轻孰重，则留待后人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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