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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嵇康因为被卷入吕安案，遭到了司马氏集团的诬陷和迫害。
司马氏集团为了铲除异己，罗织了各种罪名，最终将嵇康判处死刑。
临刑前，嵇康面不改色，他缓缓地顾视着日影，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
然后，他索琴弹奏起那首着名的《广陵散》，琴音如泣如诉，回荡在刑场之上。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嵇康长叹一声：“《广陵散》于今绝矣！”
这一幕，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悲壮的符号之一。
嵇康的才情、气节和他对自由的追求，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而这一幕，也深深地刺痛了向秀的心。
当时的向秀，为了躲避灾祸，正匆匆赶往洛阳。
然而，当他行至嵇康的旧居附近时，突然听到了嵇康遇害的消息。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向秀悲痛欲绝。
他停住了脚步，站在嵇康的旧居前，回忆起与嵇康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
他们曾一起谈诗论文，一起饮酒作乐，一起追求那虚无缥缈的自由。
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眼云烟，嵇康已经离他而去，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悲痛之余，向秀决定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对嵇康的思念和对那个时代的感慨。
于是，他挥笔写下了那篇着名的《思旧赋》。
在这篇赋中，向秀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他与嵇康的友情，以及他对嵇康之死的悲痛和无奈。
这篇仅三百余字的赋作，没有激昂的控诉，也没有痛哭流涕的悲戚，却以“山峻高以蔽日兮，木萧瑟而风吟”的萧瑟之景，烘托出“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的深沉哀思。
他写道：“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将嵇康的死与李斯的悲剧并提，既是对友人的深切悼念，也是对时代强权的无声抗议。
赋文篇幅极短，仿佛话未说完便戛然而止，正如鲁迅所言：“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了。”
在司马氏集团的高压统治下，向秀的哀思只能藏于文字深处，欲言又止，却更显其情感的厚重。
嵇康死后，向秀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曾经，他与嵇康一同纵情山水，饮酒作乐，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然而，好友的离世让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必须面对现实的压力。
为了避免重蹈嵇康的覆辙，向秀不得不应召出仕。
他先后担任了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官职。
这些职位虽然看似光鲜，但对于向秀来说，却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史书对他的评价是“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这句话的意思是，向秀虽然身在官场，却从不主动参与政务，只是挂名履职。
他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对抗着世俗的裹挟，不愿被官场的尔虞我诈所污染。
这种“容迹”的选择，看似是一种妥协，实则是乱世中士大夫的生存智慧。
向秀没有像嵇康那样以生命抗争，也没有像一些士人那样趋炎附势，而是在“名教”的框架内，守住了“自然”的本心。
他明白，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过于刚直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
而他选择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既不与世俗完全决裂，也不随波逐流。
这样的处世之道，既让他能够在官场中生存下去，又不至于失去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向秀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乱世中士大夫的生存之道，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范例。
在官场的虚与委蛇中，向秀从未放弃对《庄子》的注解。
在此之前，注解《庄子》者已有数十家，但大多流于表面，未能触及《庄子》思想的核心。
向秀注解《庄子》，并非简单的文字疏通，而是融入了自己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他认为，《庄子》的“自然”并非与“名教”对立，而是“名教”本就源于“自然”，二者可以调和。
例如，他注解《逍遥游》时，提出“大鹏与斥鷃，虽大小不同，而各任其性，逍遥一也”，打破了此前将“逍遥”局限于“无待”的狭隘理解，认为只要顺应本性，无论是身处庙堂还是江湖，都能达到“逍遥”的境界。
这种观点，既消解了玄学中“贵无”与“崇有”的对立，也为士大夫在乱世中寻找精神出路提供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