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光可谓是陆机人生中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影响力都达到了巅峰。
但光环之下，危机早已潜伏。作为“亡国之臣”，陆机始终难以真正融入西晋的权力核心——权贵们欣赏他的才学，却不信任他的忠诚；文人圈中，也有人嫉妒他的声望，暗中排挤（如左思作《三都赋》时，便曾遭陆机轻视，后“洛阳纸贵”，反让陆机折服）。
更重要的是，他性格中的“矜重”与“执着”，让他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缺乏变通——他始终放不下“江东陆氏”的身份执念，也未能看清西晋政权内部“贾后乱政”“八王之乱”的暗流，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西晋元康元年（291年），一场惊天动地的“八王之乱”在洛阳城爆发，这场内乱犹如一场熊熊燃烧的烈火，将西晋政权卷入了无尽的黑暗深渊。
陆机，这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原本在洛阳过着安稳的生活。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动乱却彻底打破了他的平静。
他眼睁睁地看着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宗室之间的厮杀和争斗让他感到震惊和无奈。
起初，陆机选择依附于当时掌权的贾谧，成为了“金谷二十四友”中的一员。
这个团体表面上是一群文人雅士的聚会，实际上却是贾后及其党羽的势力范围。
陆机与贾谧交往，并非出于对贾后的支持，而是为了在这动荡的局势中寻找一丝庇护，以避免被卷入更危险的旋涡。
然而，随着“八王之乱”的不断升级，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宗室诸王纷纷起兵夺权。
陆机的“江东背景”和“文人声望”，本应是他的优势，却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成为了各方争夺的“棋子”。
他既没有兵权，又没有坚实的根基，却被卷入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游戏中。
各方势力都想利用他的名声和影响力来为自己的野心服务，而他却只能在这旋涡中苦苦挣扎，无法自拔。
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这一年对于陆机来说，可谓是命运的转折点。
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诛杀了贾谧，并迅速掌控了朝政大权。
而陆机，由于他曾经担任过贾谧的属官，因此也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
然而，这仅仅是陆机厄运的开始。
不久之后，司马伦竟然心生篡位之意，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他决定让陆机来撰写禅位诏书。
面对这样的要求，陆机内心十分抵触，毕竟他深知此举的后果，但在司马伦的胁迫下，他最终还是无奈地完成了这篇诏书。
这篇诏书，成为了陆机“附逆”的罪证之一，也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次年，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等起兵讨伐司马伦，这场内战最终以司马伦的兵败被杀而告终。
而陆机，因为“撰写禅诏”一事，被判处死刑。
就在陆机命悬一线之际，成都王司马颖出手营救，使得他得以幸免一死。
经历了这场生死劫难，陆机本应该看清乱世的凶险，选择抽身而退，远离这权力的旋涡。
然而，司马颖的“救命之恩”以及“重用之诺”，却让他再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最终，陆机还是决定留下，出任平原内史。自此，人们便尊称他为“陆平原”。
司马颖对陆机的信任可以说是毫无保留，不仅将重要的文职交给他处理，还在太安二年（303 年）赋予了他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任命他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领多达二十万的大军去讨伐长沙王司马乂。
这对于陆机来说，无疑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此之前，他虽然在文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但在军事方面却毫无经验。
然而，司马颖却对他寄予厚望，将如此重任交托于他，这既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认可，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要知道，这可是陆机一生中唯一一次执掌如此重兵，然而，这也成为了他人生悲剧的顶点。
毕竟，作为一个江东文人，他在北方并没有足够的威望来统领那些北方的将士们。
而且，他对西晋军队内部的派系情况也并不熟悉，这使得他在指挥作战时面临着诸多困难。
更为糟糕的是，他麾下的将领们大多是司马颖的旧部，他们对陆机这个“亡国之臣”的身份充满了轻视，根本不愿意听从他的调遣，甚至还处处对他进行掣肘。
这无疑让陆机的处境雪上加霜。
然而，最让陆机感到绝望的是，他的弟弟陆云、儿子陆蔚、陆夏都随军出征。
这意味着整个家族的命运都系于这一战之上，如果战败，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开战前，陆机曾上疏司马颖，直言“军旅之事，非臣所堪”，请求辞去兵权，但未被准许。
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