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华在文学史上最深远的影响，莫过于他编撰的《博物志》。
这部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的笔记小说集，也是张华“博通众学”的集中体现。
张华一生致力于搜集天下奇闻异事、山川地理、草木虫鱼、天文历法、医药方术等知识，历经数十年的积累与编撰，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之作。
《博物志》全书共十卷，内容包罗万象：上卷记载天文、地理，如“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昆仑山有醴泉、瑶池”等，虽夹杂部分神话传说，却也保留了大量先秦至西晋时期的地理方志资料；
中卷记载草木、鸟兽、虫鱼，详细描述了各种动植物的形态、习性与用途，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孔雀见文章则舞”等，具有极高的生物学价值；
下卷记载人物轶事、民间传说、医药方术，如“秦始皇求仙药”“东方朔偷桃”等故事，不仅生动有趣，更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
《博物志》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博采众长、包罗万象”的内容，更在于它开创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体例。
在此之前，中国的典籍多以儒家经典、史书、诸子散文为主，而《博物志》则打破了这种界限，将科学知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融为一体，既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又为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世的《搜神记》《酉阳杂俎》等着名笔记小说，都深受《博物志》的影响。
即便到了今天，《博物志》依然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生物、文学的重要典籍，张华也因此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式’学者”。
张华不仅是文坛领袖，更是西晋朝堂中难得的“社稷之臣”。
他历经晋武帝、晋惠帝两朝，从佐着作郎一步步升至司空（三公之一，位列百官之上），始终以“辅佐君主、安定社稷”为己任，在西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八王之乱”爆发前，他多次凭借自己的胆识与谋略，化解朝堂危机，为西晋的短暂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西晋开国初期，晋武帝司马炎虽有统一之功，却在后期逐渐沉迷于享乐，朝堂之上，权贵集团相互倾轧，外戚与宗室势力矛盾日益尖锐。
其中，外戚杨骏（晋武帝皇后杨芷的父亲）凭借皇后的势力，独揽大权，结党营私，甚至企图在晋武帝去世后篡夺皇位，朝堂上下人心惶惶。
张华深知杨骏专权的危害，多次向晋武帝进谏，建议削弱杨骏的权力，加强宗室与百官的制衡，却因晋武帝晚年昏聩，未能被采纳。
晋武帝去世后，晋惠帝即位（晋惠帝天生愚钝，被时人称为“白痴皇帝”），杨骏果然独揽朝政，飞扬跋扈，甚至下令封锁宫门，禁止宗室与大臣入宫。
此时，张华虽身处险境，却临危不乱，他暗中联络宗室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以及朝中反对杨骏的大臣，制定了诛杀杨骏的计划。
在张华的周密策划下，司马玮率军入宫，迅速平定了杨骏之乱，诛杀了杨骏及其党羽，避免了西晋王朝在开国初期便陷入外戚篡权的危机。
杨骏之乱平定后，西晋朝堂并未就此安定，宗室诸王之间的权力斗争愈发激烈，“八王之乱”的序幕已然拉开。
此时，张华被晋惠帝任命为司空，兼任中书监（负责起草诏令、参与朝政决策的重要官职），成为朝堂的核心大臣。
他深知，此时的西晋王朝，经不起宗室诸王的战乱，唯有“稳定”才是重中之重。
因此，他一方面竭力辅佐晋惠帝，整顿朝纲，安抚百姓，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巧妙地周旋于宗室诸王之间，利用诸王之间的矛盾，制衡各方势力，多次化解了诸王起兵叛乱的危机。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平定楚王司马玮之乱。
杨骏之乱后，司马玮因功自恃，骄横跋扈，企图效仿杨骏独揽大权，甚至暗中策划起兵诛杀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
张华得知后，立即向晋惠帝进谏，建议以“矫诏起兵”的罪名诛杀司马玮，以绝后患。
晋惠帝犹豫不决，张华则以“社稷安危为重”，力劝晋惠帝下旨，并亲自起草诏令，派人宣读于司马玮军中。
司马玮的部下得知是“矫诏起兵”后，纷纷倒戈，司马玮最终被擒杀，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乱，再次被张华平息。
在“八王之乱”爆发前的数年里，张华凭借自己的智慧与胆识，一次次力挽狂澜，让西晋王朝在动荡的边缘得以维持短暂的稳定。
当时的百姓与大臣，都对张华充满了敬佩，甚至有人说：
“若无张司空，西晋早已大乱矣。”
然而，张华的努力，终究未能抵挡西晋王朝走向衰落的大势——随着宗室诸王势力的不断膨胀，以及晋惠帝的愚钝无能，“八王之乱”最终还是爆发了，而张华，也最终成为这场乱世中的牺牲品。
这